岑練英
二十世紀中葉-----一九四九年，香港教育界出現了一件盛事。在九龍深水埗一條窮陋小街----桂林街的一座小洋樓，掛起了「新亞書院」四個大字。
這所顯得有點寒蒼的學校，在錢穆先生的領導和唐君毅、張丕介先生的贊襄下，五十年代由國內南來的文教界賢俊，很快便投入了支持的行列。由於一時碩彥雲集， 在教育上表現出令人敬佩的熱誠，三數年間不但為港、台兩地文教界所重視，甚而一向熱心高等教育的美國雅禮協會，亦主動東來，樂於合作。此時也，香港政府總 督葛量洪及其屬下教育司署高官亦以優禮的態度，撥地興建校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葛量洪更親臨農圃道主持新校舍的奠基禮，充分見出玉成其美的熱誠。
十餘年間，新亞書院在全校員生競競業業，夙夜匪懈，共同努力建立起發放中華文明光輝的新亞精神，成為二十世紀飄蕩於驚濤駭浪、黑暗海洋的中國文化之船的鎮舟石。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化身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心。
可惜，在七十年代中期，英國當局有感於「東方之珠」內外形勢之突變，不惜以強蠻之政治手段橫加扼壓，遂使日趨茁壯的復興文化幼苗遭受嚴重摧殘，致成今日 「合浦珠還」的香港特區中文教育竟被一眾炎黃子孫所唾棄。可以預見，此種情況若任其繼續下去，將令香港一代一代的年輕人承受不少惡果------不但令其 永遠無法認同自己國族的文化和價值，從最個人的角度看，亦將使他們無能力承接作為香港特區社會楝樑的棒……
----------------------------------------
一九四九年，中原鼎沸，政海翻瀾。大陸易幟後，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以清除傳統文化為達致共產革命的手段。一時破舊立新，雷厲風行。一些自覺不 能容於新政權的知識分子，便紛紛南來，託庇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統冶下的香港。這批「過江名士」有感於祖國文化備受摧殘，花果正飄零，乃抱着「為往聖繼絕學」 的精神，以自我放逐之身，勉力負起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雖然境况異常艱難，他們兩袖清風，飄泊南來，生活常陷於困頓。但一份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在 困乏的環境下，勇於奮進，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創出令人驚異的成績：教育方面，如新亞書院，即由錢穆(賓四)、趙冰、唐君毅、張丕介和吳俊升(士選)諸位 先生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於一九五零年創立。由於一時名學者望風雲集，且揭櫫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不但獲得香港教育當局禮遇，更受到國際學術 界的重視，鼎力予以支持。十多年來，不僅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後且與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之加入「中大」，從宏觀的角度看，無疑是香港教育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但若從新亞創校的原旨觀之，則在新亞書院頭上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這頂金冠，雖然光華奪目、閃閃生輝，但在光芒的背後，毫無疑問隱藏着令人掛慮的隱憂。
資料顯示，新亞創辦時，招生簡章列明辦學的旨趣，包括「旁採西歐大學的專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這一懷抱世界的偉大理想， 在成為「中大」一員後，無疑可以繼續追求。但要保持「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以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抱負，則 恐怕難於持續了。正當港人為中文大學之成立而額首稱慶、四方道賀之際，錢夫子何以甘心忍受比切離骨肉更甚的痛苦而黯然離去？個中悲苦與難言，作為身領錢師 教誨，飽受傳統文化薰陶的新亞人，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一九七四年，當政府提出要中文大學改制，將「中大」創辦時三學院共同協議簽訂的聯邦式大學組合，扭曲而為中央集權之單一制，新亞書院校董會以李祖法先生為 首的一眾董事便立即表示異議。幾經磋商，議決由校董吳俊升先生撰寫反對中文大學由聯合制改為單一制意見書，陳述新亞要求維持原制的由。由此時起，八位校 董：李祖法(董事長)、吳俊升、沈亦珍、劉漢棟、徐季良、唐君毅、任國榮、郭正達諸位先生，都積極投入維護新亞精神和原有體制的工作。資料顯示，前校長吳 俊升、前文學院院長唐君毅、前理學院院長任國榮和前校長沈亦珍，由於在校久任要職，對新亞情況不但知之甚深，且有一份久而彌厚的感情，故對於保護新亞書院 和維護原有體制一事，都抱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態度，在校董會的領導下，積極與政府及富爾敦委員會周旋。尤其吳、唐二師，一有機會便不辭勞苦在報章、雜誌 發表評論，在社團講演，希望藉評事實、講道理喚起輿論，影響港府收回改制之議。
吳校長在明報月刋發表〈論所謂「學系整合」與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問題〉及在香港半島獅子會聯席例會講演〈評論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法案〉。兩篇洋洋灑灑、擲地有 聲大文，內容與資料異常詳實，說理有根有據，批窾導竅，層層剖析，對政府改制建議逐一批駁。除指出改制之議與一九六三年「中大」創校原旨不符外，又申明三 學院之辦學精神、教育理想與行政制度皆各具特色。若強行將之扭合，不但弊多利少，且必製造出不少矛盾，妨礙教育效果。倘若當局真以教育為心，以尊重「中 大」三學院固有的獨特精神為意，能本客觀務實之旨看待三院，相信改制之議，必可以服從真理的寬宏量度，理性地將之收回。
無奈對於此事，港英政府早抱事在必行決心，任何言論、任何事實、任何道理與任何要求，對他們別有用心、堅閉固拒的態度，完全發揮不到絲毫作用。事情結果，是權力壓倒真理，改制之議終付諸實行。
面對當局完全不顧昔日中文大學創辦時，尊重三院各自獨有特色和教育理想之原旨，又不理會香港及海外愛護新亞書院和新亞精神的廣大民情，一意孤行，強行將大 學的「聯合分權制」改為「單一集權制」，新亞校董會列位董事，對此以政治干預教育的專橫手段，深表憤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在董事長李祖法先生的領 導下，九位董事聯署登報聲明，(據吳校長自訂年表，是於一九七七年登報聲明，想是由於聖誕及新年假期關係，見報日期遲至七七年初，致出現兩個不同年份。) 由該日起辭去新亞書院校董職務，以示抗議。(據錢師母澄清，錢夫子並無聯署，辭職校董實為八位。)
母校校董會列位董事，俱是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在一向少風波、少激烈行動的教育界，突然作此石破天驚之舉，可見諸位校董內心之沉痛與憤慨。料想當日生逢其時的同門書友，知悉此種情況，亦必悲憤莫名。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
(一) 為甚麼港英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惜改變初衷，毁棄承諾，一定要將成立以來，發展順利的「中文大學」強行改制？
(二) 為甚麼三學院中，獨獨新亞書院校董會對改制之事提出強烈抗議？抗議既成功，何竟要作出「八位校董聯署總辭」的激烈行動？
身為關心母校發展的新亞人，倘能對以上兩問題有清楚的了解，相信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母校的感情，並提升我們復興新亞精神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我們且從第一個問題入手，回答以上兩個身為新亞人必須清楚認識的重大問題：作為曾深入研究中英外交史的歷史研究者，以尊重歷史理性求真的精神，我非常了解英國人何以有此不守信諾、不尊重「中大」創校原旨的非常之舉。
從近代殖民地發展史的角度看，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對所統治的殖民地，由於以少數族裔統治多數的本土異族，其組成的政府，都具有部族政權之特質。(如中 國歷史上蒙古人及滿州人之治漢人。) 此種政府，猜忌之心甚為強烈。他們最不願見到被統治的多數異族對母國的歴史和文化有所眷戀、依舊熱愛，因為這將有礙他們穩定的管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內外形勢，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是六十年代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紅紅的革命烈焰隨風吹至美麗的東方之珠，燃點起「反帝」 、「反右」的火光。影響所及，一向寧静的港九地區，迅速進入以左派為旗手的「革命」狀態。一時間硝烟與催淚氣瀰漫，人心頓然陷入暴動之聲與「土製波蘿」之 味的困擾，終日憂心徨徨。
七十年代初，美國又因在越南久戰無功、反共無成及死人無算的悲慘局面之困擾下，迫得屈辱求和，引身脫離災難深重的越戰泥淖。以美英為首，標榜反共的「自由 陣營」，在此一文鬥、一武爭的兩件令世界觸目的大事的激蕩下，昔日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和自強意識日漸高漲。香港一地，雖由於環境特 殊，居港華人並無要求趕走英人以求自治，但代表身份之高低與民族之尊嚴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却在普遍炎黃子孫的內心泛起了盪漾的漣漪。由六十年代中期開始， 逐漸多中華兒女提出要求，呼籲政府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應該平等。此一期望，由零散微弱的呼聲，逐漸滙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結果形成了聲勢浩大的 「中文合法化運動」。經歷長時間的爭取與不懈的奮鬥，港英政府鑑於大勢所趨，難於壓禦，終以「識時務者」的姿態，強為遷就。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頒佈《法 定語文條例》，承認今後香港社會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平等。
此事到此並未劃上句號。一向老謀深算、善於避重就輕、趨利避害，在帝國主義群雄中，管治手段最出色當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當其向香港華人送出一份厚禮時， 他的內心早已盤算着怎樣可以取回超值的代價。正當我們歡欣雀躍、額手稱慶之際，他們的「小動作」出現了。《法定語文條例》頒佈後僅兩個月，香港教育司將部 署已久，籌劃成熟，(部署和籌劃時間，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展開)足可補償先前失去的「英文唯我獨尊」地位的「新會考制度」，正式發表公佈，由一九七五年開 始，香港的中學會考將頒發新的「綜合會考証書」，以取代舊日分流會考的「英文中學會考証書」和「中文中學會考証書」。此一改革，目的在敲定中文中學與英文 中學課程合流，實行同卷分語會考。除中、英文科及中史科外，証書上其他科目，均須註明作答語言——英文或中文。中英文中學之高低優劣，從此形成。
此一看似十分客觀、十分公道、十分通情達理的「會考新措施」，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是一種與時俱進、因時制宜的教育改革。豈料實質上却是一種部族政權統治殖民 地的陽予陰奪手法。英國人以偷天換日的技巧，將「英文在香港唯我獨尊的地位」换取了中文中學行之已久、收效頗佳、且具有三大優點的傳統中文中學教育，通過 改革，將之打成歷史陳跡。(此一動機在政府檔案有充分資料可資證明。)改制前的中文中學，不但中文與數理科程度高於英文書院，更有一事為大眾所稱許者，是 中文中學比較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强調德育訓練，比較着重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人教育。在中文中學的「國文」科裡有選自《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的教材。由於具備這些優點，當時的中文中學頗受思想較為「中國化」，較為眷戀倫理道德的家長所歡迎，是故就讀於中文中學的學 生為數不少。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中文大學，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在港升大的機會。以此一時代香港的教育發展觀之，中文中學亦自有它光明的前途。
可惜由於六、七十年代內外形勢的突變，令英國人意識到，當中文在香港獲得了與英文的同等地位後，若不以「巧妙」的手段平抑一下中國文化在香港的氣燄，長此 下去，誠恐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日漸高張，非但香港社會將變得難於管治(文化大革命年代，四人帮支派在港鬧事的經驗，英國人思之猶有餘悸)，屆時一九九七年 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租約問題，更無從與中國談判。(當時英國政府萬萬想不到中國日後會有收回香港的決心。)
從時序及政府當局行事的手段看，新亞書院與行之已久的舊制中文中學會考，實有「同病相憐」的苦況。二者都因為對居港華人的文化意識與民族感情起着重要的鼓 舞作用而招致大刀闊斧的對待。尤其是母校新亞書院誕生之後，正處大陸雷厲風行，肅整傳统文化時期。而台灣方面，國民政府雖重視傳统文化與「國文」及歷史之 教育，奈何清末以來，由於國勢日趨衰弱，致令急於為國圖強的新文化運動熱心支持者，將「全盤西化」口號塑造成文教界的神壇。遂使政府當局雖有重視傳统文化 之名，但教育政策和教育所得效果，却並無其實。處此境況，身在小小港英殖民地的香港之新亞書院，便成為捍衞中國文化、弘揚傳统精神的中流砥柱。二十餘年 間，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環境下，創立起來的小小新亞書院，便成為黑暗的海洋中一座發放光芒的燈塔。
語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亞書院正因為身上懷有這塊稀世的璧玉，而招致殖民主義者的嫉忌與「文化強盜」的扼壓。港英政府接連兩次針對中文中學和中文大學的改制，遂使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由光輝轉趨平淡的分水嶺。
認識了這段歷史，我們便不難知道今日的中文中學何以淪落至人人唾棄的悲慘地步。不但如此，身為新亞弟子，我們還可從中了解作為我們母校的精神支柱和永久抱負的新亞精神，何竟隨歲月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忘懷！
當日校董會諸公在李祖法先生的領導下，不以己身無憂無慮的生活條件作「功成身退」、優悠泉林之想，而竟拍案而起，投身抗爭行列，傚年青人作不平之鳴，為的 就是要維謢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承傳下來的這份中華民族國魂的瑰寶。在當時一面倒以強權為依歸的不利形勢下，這無寧是一腔無法實 現的「回天孤抱」。老先生們所求者，斷非為一時之效，而是给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文化史留一點薪火，讓中華民族的後來者，尤其是我們源自桂林街的新亞弟子，在 艱險、困乏的環境中，不忘奮進與多情！
寫於二00九年新亞書院成立六十周年大慶
《轉載自信報網站》
二十世紀中葉-----一九四九年，香港教育界出現了一件盛事。在九龍深水埗一條窮陋小街----桂林街的一座小洋樓，掛起了「新亞書院」四個大字。
這所顯得有點寒蒼的學校，在錢穆先生的領導和唐君毅、張丕介先生的贊襄下，五十年代由國內南來的文教界賢俊，很快便投入了支持的行列。由於一時碩彥雲集， 在教育上表現出令人敬佩的熱誠，三數年間不但為港、台兩地文教界所重視，甚而一向熱心高等教育的美國雅禮協會，亦主動東來，樂於合作。此時也，香港政府總 督葛量洪及其屬下教育司署高官亦以優禮的態度，撥地興建校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葛量洪更親臨農圃道主持新校舍的奠基禮，充分見出玉成其美的熱誠。
十餘年間，新亞書院在全校員生競競業業，夙夜匪懈，共同努力建立起發放中華文明光輝的新亞精神，成為二十世紀飄蕩於驚濤駭浪、黑暗海洋的中國文化之船的鎮舟石。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化身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心。
可惜，在七十年代中期，英國當局有感於「東方之珠」內外形勢之突變，不惜以強蠻之政治手段橫加扼壓，遂使日趨茁壯的復興文化幼苗遭受嚴重摧殘，致成今日 「合浦珠還」的香港特區中文教育竟被一眾炎黃子孫所唾棄。可以預見，此種情況若任其繼續下去，將令香港一代一代的年輕人承受不少惡果------不但令其 永遠無法認同自己國族的文化和價值，從最個人的角度看，亦將使他們無能力承接作為香港特區社會楝樑的棒……
----------------------------------------
一九四九年，中原鼎沸，政海翻瀾。大陸易幟後，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以清除傳統文化為達致共產革命的手段。一時破舊立新，雷厲風行。一些自覺不 能容於新政權的知識分子，便紛紛南來，託庇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統冶下的香港。這批「過江名士」有感於祖國文化備受摧殘，花果正飄零，乃抱着「為往聖繼絕學」 的精神，以自我放逐之身，勉力負起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雖然境况異常艱難，他們兩袖清風，飄泊南來，生活常陷於困頓。但一份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在 困乏的環境下，勇於奮進，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創出令人驚異的成績：教育方面，如新亞書院，即由錢穆(賓四)、趙冰、唐君毅、張丕介和吳俊升(士選)諸位 先生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於一九五零年創立。由於一時名學者望風雲集，且揭櫫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不但獲得香港教育當局禮遇，更受到國際學術 界的重視，鼎力予以支持。十多年來，不僅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後且與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之加入「中大」，從宏觀的角度看，無疑是香港教育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但若從新亞創校的原旨觀之，則在新亞書院頭上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這頂金冠，雖然光華奪目、閃閃生輝，但在光芒的背後，毫無疑問隱藏着令人掛慮的隱憂。
資料顯示，新亞創辦時，招生簡章列明辦學的旨趣，包括「旁採西歐大學的專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這一懷抱世界的偉大理想， 在成為「中大」一員後，無疑可以繼續追求。但要保持「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以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抱負，則 恐怕難於持續了。正當港人為中文大學之成立而額首稱慶、四方道賀之際，錢夫子何以甘心忍受比切離骨肉更甚的痛苦而黯然離去？個中悲苦與難言，作為身領錢師 教誨，飽受傳統文化薰陶的新亞人，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一九七四年，當政府提出要中文大學改制，將「中大」創辦時三學院共同協議簽訂的聯邦式大學組合，扭曲而為中央集權之單一制，新亞書院校董會以李祖法先生為 首的一眾董事便立即表示異議。幾經磋商，議決由校董吳俊升先生撰寫反對中文大學由聯合制改為單一制意見書，陳述新亞要求維持原制的由。由此時起，八位校 董：李祖法(董事長)、吳俊升、沈亦珍、劉漢棟、徐季良、唐君毅、任國榮、郭正達諸位先生，都積極投入維護新亞精神和原有體制的工作。資料顯示，前校長吳 俊升、前文學院院長唐君毅、前理學院院長任國榮和前校長沈亦珍，由於在校久任要職，對新亞情況不但知之甚深，且有一份久而彌厚的感情，故對於保護新亞書院 和維護原有體制一事，都抱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態度，在校董會的領導下，積極與政府及富爾敦委員會周旋。尤其吳、唐二師，一有機會便不辭勞苦在報章、雜誌 發表評論，在社團講演，希望藉評事實、講道理喚起輿論，影響港府收回改制之議。
吳校長在明報月刋發表〈論所謂「學系整合」與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問題〉及在香港半島獅子會聯席例會講演〈評論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法案〉。兩篇洋洋灑灑、擲地有 聲大文，內容與資料異常詳實，說理有根有據，批窾導竅，層層剖析，對政府改制建議逐一批駁。除指出改制之議與一九六三年「中大」創校原旨不符外，又申明三 學院之辦學精神、教育理想與行政制度皆各具特色。若強行將之扭合，不但弊多利少，且必製造出不少矛盾，妨礙教育效果。倘若當局真以教育為心，以尊重「中 大」三學院固有的獨特精神為意，能本客觀務實之旨看待三院，相信改制之議，必可以服從真理的寬宏量度，理性地將之收回。
無奈對於此事，港英政府早抱事在必行決心，任何言論、任何事實、任何道理與任何要求，對他們別有用心、堅閉固拒的態度，完全發揮不到絲毫作用。事情結果，是權力壓倒真理，改制之議終付諸實行。
面對當局完全不顧昔日中文大學創辦時，尊重三院各自獨有特色和教育理想之原旨，又不理會香港及海外愛護新亞書院和新亞精神的廣大民情，一意孤行，強行將大 學的「聯合分權制」改為「單一集權制」，新亞校董會列位董事，對此以政治干預教育的專橫手段，深表憤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在董事長李祖法先生的領 導下，九位董事聯署登報聲明，(據吳校長自訂年表，是於一九七七年登報聲明，想是由於聖誕及新年假期關係，見報日期遲至七七年初，致出現兩個不同年份。) 由該日起辭去新亞書院校董職務，以示抗議。(據錢師母澄清，錢夫子並無聯署，辭職校董實為八位。)
母校校董會列位董事，俱是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在一向少風波、少激烈行動的教育界，突然作此石破天驚之舉，可見諸位校董內心之沉痛與憤慨。料想當日生逢其時的同門書友，知悉此種情況，亦必悲憤莫名。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
(一) 為甚麼港英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惜改變初衷，毁棄承諾，一定要將成立以來，發展順利的「中文大學」強行改制？
(二) 為甚麼三學院中，獨獨新亞書院校董會對改制之事提出強烈抗議？抗議既成功，何竟要作出「八位校董聯署總辭」的激烈行動？
身為關心母校發展的新亞人，倘能對以上兩問題有清楚的了解，相信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母校的感情，並提升我們復興新亞精神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我們且從第一個問題入手，回答以上兩個身為新亞人必須清楚認識的重大問題：作為曾深入研究中英外交史的歷史研究者，以尊重歷史理性求真的精神，我非常了解英國人何以有此不守信諾、不尊重「中大」創校原旨的非常之舉。
從近代殖民地發展史的角度看，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對所統治的殖民地，由於以少數族裔統治多數的本土異族，其組成的政府，都具有部族政權之特質。(如中 國歷史上蒙古人及滿州人之治漢人。) 此種政府，猜忌之心甚為強烈。他們最不願見到被統治的多數異族對母國的歴史和文化有所眷戀、依舊熱愛，因為這將有礙他們穩定的管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內外形勢，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是六十年代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紅紅的革命烈焰隨風吹至美麗的東方之珠，燃點起「反帝」 、「反右」的火光。影響所及，一向寧静的港九地區，迅速進入以左派為旗手的「革命」狀態。一時間硝烟與催淚氣瀰漫，人心頓然陷入暴動之聲與「土製波蘿」之 味的困擾，終日憂心徨徨。
七十年代初，美國又因在越南久戰無功、反共無成及死人無算的悲慘局面之困擾下，迫得屈辱求和，引身脫離災難深重的越戰泥淖。以美英為首，標榜反共的「自由 陣營」，在此一文鬥、一武爭的兩件令世界觸目的大事的激蕩下，昔日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和自強意識日漸高漲。香港一地，雖由於環境特 殊，居港華人並無要求趕走英人以求自治，但代表身份之高低與民族之尊嚴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却在普遍炎黃子孫的內心泛起了盪漾的漣漪。由六十年代中期開始， 逐漸多中華兒女提出要求，呼籲政府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應該平等。此一期望，由零散微弱的呼聲，逐漸滙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結果形成了聲勢浩大的 「中文合法化運動」。經歷長時間的爭取與不懈的奮鬥，港英政府鑑於大勢所趨，難於壓禦，終以「識時務者」的姿態，強為遷就。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頒佈《法 定語文條例》，承認今後香港社會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平等。
此事到此並未劃上句號。一向老謀深算、善於避重就輕、趨利避害，在帝國主義群雄中，管治手段最出色當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當其向香港華人送出一份厚禮時， 他的內心早已盤算着怎樣可以取回超值的代價。正當我們歡欣雀躍、額手稱慶之際，他們的「小動作」出現了。《法定語文條例》頒佈後僅兩個月，香港教育司將部 署已久，籌劃成熟，(部署和籌劃時間，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展開)足可補償先前失去的「英文唯我獨尊」地位的「新會考制度」，正式發表公佈，由一九七五年開 始，香港的中學會考將頒發新的「綜合會考証書」，以取代舊日分流會考的「英文中學會考証書」和「中文中學會考証書」。此一改革，目的在敲定中文中學與英文 中學課程合流，實行同卷分語會考。除中、英文科及中史科外，証書上其他科目，均須註明作答語言——英文或中文。中英文中學之高低優劣，從此形成。
此一看似十分客觀、十分公道、十分通情達理的「會考新措施」，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是一種與時俱進、因時制宜的教育改革。豈料實質上却是一種部族政權統治殖民 地的陽予陰奪手法。英國人以偷天換日的技巧，將「英文在香港唯我獨尊的地位」换取了中文中學行之已久、收效頗佳、且具有三大優點的傳統中文中學教育，通過 改革，將之打成歷史陳跡。(此一動機在政府檔案有充分資料可資證明。)改制前的中文中學，不但中文與數理科程度高於英文書院，更有一事為大眾所稱許者，是 中文中學比較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强調德育訓練，比較着重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人教育。在中文中學的「國文」科裡有選自《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的教材。由於具備這些優點，當時的中文中學頗受思想較為「中國化」，較為眷戀倫理道德的家長所歡迎，是故就讀於中文中學的學 生為數不少。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中文大學，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在港升大的機會。以此一時代香港的教育發展觀之，中文中學亦自有它光明的前途。
可惜由於六、七十年代內外形勢的突變，令英國人意識到，當中文在香港獲得了與英文的同等地位後，若不以「巧妙」的手段平抑一下中國文化在香港的氣燄，長此 下去，誠恐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日漸高張，非但香港社會將變得難於管治(文化大革命年代，四人帮支派在港鬧事的經驗，英國人思之猶有餘悸)，屆時一九九七年 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租約問題，更無從與中國談判。(當時英國政府萬萬想不到中國日後會有收回香港的決心。)
從時序及政府當局行事的手段看，新亞書院與行之已久的舊制中文中學會考，實有「同病相憐」的苦況。二者都因為對居港華人的文化意識與民族感情起着重要的鼓 舞作用而招致大刀闊斧的對待。尤其是母校新亞書院誕生之後，正處大陸雷厲風行，肅整傳统文化時期。而台灣方面，國民政府雖重視傳统文化與「國文」及歷史之 教育，奈何清末以來，由於國勢日趨衰弱，致令急於為國圖強的新文化運動熱心支持者，將「全盤西化」口號塑造成文教界的神壇。遂使政府當局雖有重視傳统文化 之名，但教育政策和教育所得效果，却並無其實。處此境況，身在小小港英殖民地的香港之新亞書院，便成為捍衞中國文化、弘揚傳统精神的中流砥柱。二十餘年 間，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環境下，創立起來的小小新亞書院，便成為黑暗的海洋中一座發放光芒的燈塔。
語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亞書院正因為身上懷有這塊稀世的璧玉，而招致殖民主義者的嫉忌與「文化強盜」的扼壓。港英政府接連兩次針對中文中學和中文大學的改制，遂使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由光輝轉趨平淡的分水嶺。
認識了這段歷史，我們便不難知道今日的中文中學何以淪落至人人唾棄的悲慘地步。不但如此，身為新亞弟子，我們還可從中了解作為我們母校的精神支柱和永久抱負的新亞精神，何竟隨歲月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忘懷！
當日校董會諸公在李祖法先生的領導下，不以己身無憂無慮的生活條件作「功成身退」、優悠泉林之想，而竟拍案而起，投身抗爭行列，傚年青人作不平之鳴，為的 就是要維謢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承傳下來的這份中華民族國魂的瑰寶。在當時一面倒以強權為依歸的不利形勢下，這無寧是一腔無法實 現的「回天孤抱」。老先生們所求者，斷非為一時之效，而是给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文化史留一點薪火，讓中華民族的後來者，尤其是我們源自桂林街的新亞弟子，在 艱險、困乏的環境中，不忘奮進與多情！
寫於二00九年新亞書院成立六十周年大慶
《轉載自信報網站》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