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轉貼: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按：信報少了 練乙錚，真係一大損失！

1997年6月4日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匈牙利作家阿瑟．柯斯特勒（A. Koestle）在他那本以三十年代斯太林大清黨作背景的鉅著《正午無光》（Darkness At Noon）裏，寫主角茹巴碩夫在行刑之前和隔壁囚友的對話，發人深省。「如果讓你從頭開始，你會選擇什麼？」對話不是用聲音進行的；囚犯們只能在連接各室 的水管上敲擊密碼傳遞訊息。茹巴碩夫這位老布爾什維克默然良久，然後用他那副夾鼻眼鏡輕敲水管回答：「鑽研天文。」過了冥河，再喝前面那忘川之水，不再回 頭。

文革結束後，中共決定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但因政治體制不配套，激增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在封建意識和一黨專政的權力腐蝕作用下，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貪 污、官倒的汪洋大海。黨政機構因為集中了體制中的絶大部分權力，自然成為人民不滿的焦點。這種憤懣之情，因為沒有有效的宣洩渠道和正常的表達機制，終於轉 化為八九年的民眾運動，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的黨政心臟地帶－爆發。中共領導層當中，有的為了穩住局面，有的為了避免自己的貪污醜行曝光，聯手決定鎮 壓。軍方的坦克實彈清場後，在天安門周遭進行野蠻屠殺，死亡人數至今無法準確估算。之後八年裏，中國領導人不僅自己對如此重大事件隻字不提，還要求人民噤 聲，違者或是繫獄，或是流放；國內外成千上萬熱血青年，淪為「與西方國家一鼻孔出氣的反華分子」。影響所及，香港政治一分為二，兩岸關係疏遠，一國兩制受 衝擊、質疑，中英爭拗嚴重化，中美關係惡化．．．．．．代價極大，對政府對人民來說，都是沉重之極的包袱。

中國人民、絶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眾多曾經痛心疾首、後來在內部紀律壓力和外國人刁難之下被迫改變立場指鹿為馬為中共辯護的，只要還有一點良心，心底裏都 知都八九民運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中國這個歷史大國裡的領導人，以往常要人民憶苦思甜往後看，如今卻要人民向前看向錢看，喝孟婆茶，忘記一切，怎麼可以 呢？現今中國，一講經濟，一就想起錢，二就想起官；錢和官加在一起就想起貪污、官倒、八九、六四。經濟到底是這個世界裏頭的東西，不同天文，如何是好？

我們絕對不應過分歌頌民眾運動。運動或有可歌可泣處，卻不應令我們忘記它只是反映社會的病態。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反映種族歧視；七十年代的香港反貪污 運動反映當時殖民政府腐朽。重要的是政府能夠從運動中解讀正確訊息，對症下藥。美國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香港通過了《防止賄賂條例》、 成立了廉政公署，都顯示這些政府從民眾運動中學到了東西，知所改正，不再胡來。其次，政府要懂得在事後把運動的地位升格，將之納入正史，成為建制的一部分 而歌頌之。美國和香港政府都是那麼做了。我們的中國政府又如何？八年來，輿論監督削弱了。「嚴打」聲音大，貪污官倒的技術卻日新月異。買幾輛水炮車，一些 橡皮子彈，以便日後鎮壓同類民眾運動時少死一些人，算是吸收經驗教訓了吧？殺死信差，信亦不看﹗過去的八年，在政治上端的是愚不可及。

我們呼籲北京黨政領導平反八九民運，實現民族和解。平反的各種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當時主張鎮壓最力的陳希同已經作為全國最大貪污犯抓起來了，拍板鎮壓的鄧 小平死了，在台前主其事的李鵬快退休了。經濟方面，八年來發展可算順利，市場秩序穩定，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社會支持，故平反所可能引起的震盪，中國黨政領導 層完全承受得起。況且中國人民忠厚寬大，從來不要求報復；反右、文革那麼多寃案，一旦平反，大家還不是一笑泯恩仇？

我們不知多麼希望摔掉六四包袱，也不知多麼希望中國領導人也摔掉六四包袱。中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容此事情拖沓下去了。第一步應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對話。 不少民運分子承認當年的對抗過久過激；中國領導人也應對當時的鎮壓行動作出深切反省，承認錯誤。只有在對話的基礎上才可進一步發展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穩定的 政治體制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沒有人可以忘記；也不應忘記。鑽研天文、向前看、向錢看都可以，但中國人有良知，行屍走肉，總不會當太久的。

終審法院 前世今生

政府將終審法院列為保育中環的對象，到今天個人仍是感到有點茫然。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一向是我這個七十後港人的核心價值—記得當年念書時教科書也是這樣教我的—我想至少這一句不能算是殖民教育的荼毒吧。然後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歸十多年，京官提出了三權合作論……當港人引以為傲的「三權互相制衡」備受「三權互相配合」的侵擾，在這年頭，提出「保育終審法院」，不禁令人聯想到「另一重」意義。

雖然筆者深信捍衞價值比保育建築重要，可是今天要說的畢竟是建築本身。為避免那些令人擔憂的聯想，我們還是說得精確點好了：政府要保育的是一幢建築，位於政府山上，「終審法院」是該建築現時的功能，而建築物本身，一般被稱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然而這仍不是其最原始的名字。這大樓原建於1842至43年，起初名為「莊士敦樓」。莊士敦是誰？

1841 年1月26日，英國軍人義律上校（Charles Elliot）派兵佔領香港，一般認為自那天起，雖然未有港督，但香港已成為當時英國的屬土。留意義律只是派兵，並非率兵，義律的英軍登陸香港島後，名義上雖由義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他本人多留在澳門辦公。再者，義律畢竟是軍人，不能專注於香港事務，於是他任命一位代理行政官，這位代理人的名字，正是莊士敦（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只有在義律不在香港的期間，莊士敦才代理其職權。所以這位莊士敦的任期並不連續：分別是1841及1842年的6至12月。那兩年是香港的一道歷史夾縫：香港已由英國人管理，但仍不是英國殖民地。在這短暫的日子，莊士敦成了香港實務上的話事人，可說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官員（administrator）【註】。

原名莊士敦樓

現在各位大概猜到「莊士敦樓」的由來了，原初這大樓是為莊士敦而蓋的官邸，只是樓未建成，莊士敦的「大老闆」義律，卻已被「大大老闆」維多利亞女王召回，即事頭婆明言香港不再由義律管了。至於為何義律失去女王的信任甚至被召回，那可是另一個故事了……這兒就暫且按下不表。

英國政府派來接替義律的人，正是砵甸乍。砵甸乍於1841年抵港時還不是港督，起初砵甸乍因忙於跟滿清政府談判，仍需要不時離港，所以需要一個代理人。本來砵甸乍沿用「上手」留下的莊士敦作為代理，可惜砵甸乍不太讚賞莊士敦的表現。然後到了1843年，砵甸乍回來香港長駐，正式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時正值莊士敦樓已落成，砵甸乍遂直接搬到裏面住，莊士敦樓就此成為總督的臨時府第。

失勢的莊士敦自然「無得留低」，只是這位可憐的先生，雖然，有幢以他命名的官邸，自己卻很可能連一晚也沒有在裏面睡過！

莊士敦樓建成時樓高兩層，及後擴建為三層，其時已設有地庫和兩個炮樓。

曾充當滙豐飯堂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亦一度住在莊士敦樓。直至1846年，戴維斯搬離莊士敦樓；後來港督府建成，莊士敦樓亦不用再當港督的「臨時屋」。其後大樓經歷多番易手，當過滙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滙豐銀行董事庇利羅士成了大樓主人；到了1882年，大樓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為的是紀念當時逝世不久的英國前首相狄士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是拱北爵士（Lord Beaconsfield）。因此，華人在那時起稱莊士敦樓為「拱北樓」—請留意，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後面亦曾經有另一幢建築物稱為「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雖然英語名稱一樣，但此Beaconsfield House不同彼Beaconsfield House。

說回政府山上的「拱北樓」吧， 1915年，法國巴黎的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購入拱北樓作為行政總部—傳說售價為38萬元。傳教會接管大樓後，作了大規模的重建，最明顯的改變，是在大樓的西北隅加建了一座圓頂小教堂。大樓外牆一塊小石碑上，刻有這項改建工程的竣工日期：1917年3月17日。另外，在大樓背後多了一安放聖像的壁龕，亦保留至今。

香港日治時期即「三年零八個月」期間（1941-1945），日軍曾經佔用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Franklin Charles Gimson）曾於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

1953 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其後，於1980年再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香港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起，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直到現在。

大樓現時樓高三層，屬於新古典建築物，以花崗岩和紅磚蓋成。二樓和三樓有露天遊廊，現已封閉。至於大樓內部，則仍保留質佳工細的木樓梯、穹形屋頂、地下大堂的柱樑，以及天井等。大樓的斜坡，由花崗岩牆鞏固着，建於十九世紀，但部分石牆現已由一道更鞏固的新護土牆代替。

預計終審法院將於2014年左右搬遷，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將於數年後空出作活化再用。

滿載法官回憶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將於今年8月退休，早前於1月11日，李國能主持任內最後一次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他這樣說過（譯文）：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內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李國能對「三權互相制衡」的堅持，我們不會忘記。建築也好，價值也好，想保留的話，總不能單靠一個人，而是要所有珍惜它們的人去捍衞。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也好，終審法院也好，在往後的日子，都要靠我們保護。　

註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G. B. Endacot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文　林思華

《轉載自信報副刊》

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天性使然

香港顯然缺乏為理想從政的「天時」、「地利」與「人和」，因為「天地人」都唯北京是瞻。

中國如今正在國際間崛起，全民冒着洋人的銀彈前進，「銀紙」多得不得了，是所謂二G之一，頗有能與老美平分天下的架勢；這種氣焰令她天不怕地不怕，當然更不怕香港不就範！

在距今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當時「八十後」還在牙牙學語），筆者寫了一篇短評，題為〈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收台北《賦歸風雨》），如今翻看似乎不失時效，茲錄其中的「一則寓言」供大家玩味—

「蝎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在岸邊逡巡；忽然見到烏龜在水濱休息，遂上前對烏龜說情，希望烏龜能背牠到對岸去。
「烏龜一見蝎子，早已魂飛魄散，遑論要背牠渡河，當下自然婉轉推辭；蝎子不僅其毒無比，而且聰明透頂，烏龜的反應早在其預料中，因此不慌不忙地請烏龜不必害怕，因為如果蝎子螫烏龜一下，後者固然會葬身河底，前者不擅泳，亦會同歸於盡。蝎子耐心地分析這種利害形勢後，對烏龜真摰地說：『龜兄，你想我會做這種害人害己的蠢事嗎？』烏龜一想，對啊，蝎子為了本身利益，一定會破例不下毒手的。於是決定做一次『善事』。
「烏龜背蝎子過河，最初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可是，不一會，烏龜尾部突然感到一陣劇痛，接着暈頭轉向，知道被蝎子螫了一下，已中劇毒，生命危在旦夕，但牠不明白蝎子為何不顧本身安危，因為牠們正處河心急流，龜死蝎亡，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牠要從蝎子口中知道真相，不然死不瞑目，哪知毒蝎的回答出人意外，牠說：『龜兄龜兄，難道我不知螫你一下我們就會一同葬身河底嗎？可是，這是我們蝎子的習慣，要改亦改不來啊！』……。」

中共有權不會不用，這是黨性使然，因此，即使可能危害本身利益亦不惜用之；如今情況更為嚴重，因為她自以為羽翼已豐入水會游出水會飛，不但敢與美國硬碰，已成囊中物的香港，當然更可予取予攜，港人意願也者算老幾！在香港為理想以行動搞政治，風險比過往任何時機都要高，從政者能不警惕？

《節錄自信報財經新聞‧林行止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