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區公投剛過，政制博弈加速進入高潮。一些人看了投票數字，認為公社兩黨果然自討沒趣，勞民傷財成為眾矢之的，故當曾蔭權迅速宣布邀請公民黨余若薇辯論政改方案之後，大惑不解，當權派之中甚至有人懷疑他是否心懷不軌，暗地裏要替明顯受了重傷的民主激進派輸血。實情是，曾這回不蠢，反而是那些陰謀論者無腦，忘了「五十萬」之數乃近年香港大政治之大忌，董建華不幸因之下台；有此殷鑒，曾特首於公投翌日讀了投票數字，得知五子得票剛好五十萬多一點點，哪能不大驚失色？能夠號召這些人規規矩矩出來投這次事先知道「必輸」的悶票，當然可以在政改關鍵時刻再把這些人請出來轟轟烈烈地上街，那曾蔭權就完了。
余若薇一等斯文夠身份
所以，曾必須急謀對策，結果，他想出了搞公開辯論這個主意；但是，要麼不辯論，要辯論便得找公社兩黨中人作對手，給激進派一點面子示好，若是到了危急之際，也許可以多一個彎轉。既然如此，余若薇便是首選，因為她一等斯文、夠身份，兼且萬一曾特首在激辯中輸了，還可以推說好男不與女纏，紳士風度一番下台也好看些。大家想想，曾是不是很聰明？
曾蔭權要向公社兩黨示好的方法很多，為什麼偏偏選擇辯論呢？原因顯然有好幾個，頭一個當然是看見前不久台灣馬英九搞「雙英會」十分叫好，在香港照辦煮碗不會錯，既討好激進派，其他民主派不會反感，中間人士也會認為曾夠開明；保皇派不高興沒關係，反正此輩現在並非關鍵。況且，「雙英會」有歷史意義，不排除曾也在考慮身後之名；做中國人的政治領袖，縱不能民主，若然稱得上開明，也很不錯。退一步想，當年競選之際曾經誇下海口，現在主動提出公開在七百萬市民面前與對手辯論，起碼算是「玩了鋪勁」（哪怕當時的語氣像是要推進民主，而現在要做的是拒絕改革要求，以圖拖慢政改）。
除了這些現實原因之外，筆者認為還有一個較深層的個人原因，那就是曾蔭權的「華仁仔」因素。華仁書院辦學嚴謹，但風氣自由，若有學生言行出位出格，只要不是大逆不道，學校也聽之由之；課外活動林林總總，最吸引高材生的，就是它的辯論隊。本來，學校廣設辯論隊，是議會民主國家才有，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遺風之下，一些學校也搞辯論活動；極權國家當然不來這套，領袖說話「一句頂一萬句」，哪容你青年學生或學會駁嘴？中國內地的一些優質學校，也是改革開放之後，才開始有辯論隊的。
華仁很重視此活動，每有辯論，校方都有神甫前來觀戰，之後更會在其他神甫老師之間評頭品足，表現出色的學生獲另眼相看。影響所及，據說華仁的畢業生都有個「款」，就是能言善辯， 你看李大狀、梁大狀、涂律師乃至說話不慍不火有條不紊的孫公、出名三寸不爛之舌的林Ｄ９，極富攻擊性的邵善波等，便都是華仁佳品。
恐怕無信念立場
明乎此，曾特首提出搞大辯論，絕非偶然。筆者絕不擔心他的臨場表現，只怕他還是像做學生時那樣辯論，讓他當反方便當反方，話說得刁鑽利落，心中卻無自己信念立場，「做好份工」而已，有別於精誠篤信的馬英九。
不過，文鬥好過武鬥，辯論勝於賴皮，對曾特首此舉，筆者十分讚賞。另一方面，公社兩黨兵行險着，單一議題得票五十萬而達到政治運動臨界點，不是小勝那麼簡單，爭取得與特首公開在世人面前辯論政改，便是戰利品， 筆者知道了也很高興。然而，兩黨在五區公投事上的成就，不止於逼出一個辯論；在相當一部分選民心態激進化的情況下，公投之舉成功改變、改善了整個民主陣營的布局，其過程、結果與影響都和書本理論說的一樣。筆者今天就此稍作介紹。
競爭條件底下，政黨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分布的理論，始見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賀鐵令 （Harold Hotelling） 的分析，後來的皮瑞斯葛特（Edward Prescott） 更把模型動態化。
二氏的經典分析本是關於商品市場裏的產品異化和寡頭競爭，但其模型應用到分析政黨在政治光譜上如何定位、怎樣挪移，卻一樣合適。為簡單起見，假定政治光譜只有一維，標示政治改革上的立場從反動到中間到激進。這個一維假設，在香港刻下相當恰當。我們可以畫出圖一。
這是五區公投運動之前相當一段日子裏的狀況。我們還可以簡單假設，那時的選民平均分布在光譜之上。注意，當時的民主黨和公民黨的個人風格、專業背景和政治立場都很接近，選民難以分辨，兩黨之間關係相對和諧，但其實競爭是零和的，競選的時候要協調配票，有時配錯，並不理想，宜把兩者之間的距離拉開，讓選民能區分清楚而自動選擇支持。
二之一
《信報》特約評論員
《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