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 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 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波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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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日本漫畫家每天Smile為民眾祈願

日本漫畫家、漫畫《男兒當入樽》、《浪客行》作者井上雄彥,每天在Twitter發布題為Smile的笑臉速寫,為受海嘯所苦的日本民眾祈願。(網址:http://twitter.com/inoue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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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4日星期一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練乙錚;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布;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裏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布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着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周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周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用關鍵字找出社會病灶
2月9日是台北書展。這次台北書展請來大陸著名作家、小說《活着》的作者余華,他最近在台灣出了本書,書名是:《十個詞彙裏的中國》。
這本是余華首次用散文方式夾敘夾議地寫中國大陸現狀的書,表現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對社會和國族命運的關懷。這本書去年 10月出了法文版,今年1月在台灣出中文版,在大陸未必有機會出版。作者用十個詞彙,去寫中國的現狀,從現狀去追尋產生今天這種結果的令人不安的原因。余華以作家之眼和個人經歷剖析經濟崛起的中國,他說自己透過10個詞彙而得到10雙眼睛,讓他能從10個方向凝視當代中國。在前言中,作者說:「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
十個詞彙是: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山寨、草根和忽悠。
二、
在《十個詞彙裏的中國》這本書中,當過牙醫的大陸作家余華,像是找病灶一般,找出十個看透中國的關鍵字,而後一一剖析。
在第一篇〈人民〉的開頭,余華便寫著:「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麼奇怪,他無處不在,卻又被人視而不見。」他在這篇文章中大膽寫著天安門學運那段時間發生的事,並自述當時刻骨銘心的感受,讓他理解什麼是人民。
在《領袖》這一章,作者說:撫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國家領袖了,只有國家領導人。作者寫《閱讀》,他說: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關於《寫作》,他說:寫作就像是經歷一樣,如果一個人不去經歷什麼,那麼就不會瞭解自己的人生;同樣的道理,一個人不去寫作的話,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夠寫出什麼。關於《魯迅》,他說,「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裡一葉見秋。講到《差距》他說: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彷彿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頹垣敗瓦。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裡,同一個舞台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裡,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裡。
三、
在《革命》一章,他寫到:什麼是革命?我過去記憶裡的答案在眾說紛紜。革命讓生活充滿了不可知,一個人的命運會在朝夕之間判若兩人,有的人瞬息裡飛黃騰達,有的人頃刻間跌落深淵。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紐帶也在革命裡時連時斷,今天還是革命戰友,明天可能就是階級敵人。寫到《草根》,他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制是一個逐漸健全起來的過程,一些法律和法規存在著不少漏洞,給予草根們大量的鑽洞機會。所以任何人間奇蹟,這些草根們都可以創造出來。《山寨》是中國今天盛行的話語,余華說: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可以說是光怪陸離,美好的和醜陋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嚴肅的和放蕩的,常常存在於同一個事物之中。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
中國內地另一流行語是《忽悠》,「忽悠」帶有「不擇手段矇騙」的意思,但是與「詐騙」比較起來,它好像溫和一些,具有一些調侃玩笑的含義。余華說:忽悠一詞的迅速風靡起來,與山寨類似,同樣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混亂,也是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片面發展之後引發的後遺症之一,而且忽悠現象在其社會生活方面的廣泛性更甚於山寨現象。
當忽悠大行其道之時,我們也就生活在一個不認真的社會裡,或者說生活在一個不講原則的社會裡。
四、
余華寫作《十個詞彙裏的中國》一書的意圖,是要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過去與現在的聯繫,探尋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在《領袖》這一章裏,有一段他這樣寫:「環境的破壞,道德的淪喪,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叢生,使今天中國的社會矛盾愈來愈激化。幾百上千,甚至上萬的群眾衝擊政府機關,砸汽車燒房子這樣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
「很多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的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渡過一生。
「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
簡單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社會上沒有階級,而毛硬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把社會搞得雞犬不寧的中國;改革開放 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然而事實上社會上出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中國。
五、
關於《十個詞彙裏的中國》,余華說「我在本書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這是一個真正愛國者的肺腑之言。
被認為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在前言中,他說,我如果面面俱到地敘述當代中國,我的敘述將會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還要漫長。選擇十個詞彙,使他可以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
他說他要從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開始敘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瑣碎,其實包羅萬象,它們豐富、寬廣和激動人心。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等等,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發出自己的鳴叫。
在前言中,余華引用孟子的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說明憂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卻反而使人敗亡。
他又引用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但丁輕輕地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我們感受到了速度。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余華說,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
轉載自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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