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布；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裏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布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着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周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周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