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轉貼: 何期淚灑江南雨 又為斯民哭健兒

按：信報少了 練乙錚，真係一大損失！

1997年6月4日　信報財經新聞　社評

匈牙利作家阿瑟．柯斯特勒（A. Koestle）在他那本以三十年代斯太林大清黨作背景的鉅著《正午無光》（Darkness At Noon）裏，寫主角茹巴碩夫在行刑之前和隔壁囚友的對話，發人深省。「如果讓你從頭開始，你會選擇什麼？」對話不是用聲音進行的；囚犯們只能在連接各室 的水管上敲擊密碼傳遞訊息。茹巴碩夫這位老布爾什維克默然良久，然後用他那副夾鼻眼鏡輕敲水管回答：「鑽研天文。」過了冥河，再喝前面那忘川之水，不再回 頭。

文革結束後，中共決定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但因政治體制不配套，激增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在封建意識和一黨專政的權力腐蝕作用下，使整個中國變成一個貪 污、官倒的汪洋大海。黨政機構因為集中了體制中的絶大部分權力，自然成為人民不滿的焦點。這種憤懣之情，因為沒有有效的宣洩渠道和正常的表達機制，終於轉 化為八九年的民眾運動，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中國的黨政心臟地帶－爆發。中共領導層當中，有的為了穩住局面，有的為了避免自己的貪污醜行曝光，聯手決定鎮 壓。軍方的坦克實彈清場後，在天安門周遭進行野蠻屠殺，死亡人數至今無法準確估算。之後八年裏，中國領導人不僅自己對如此重大事件隻字不提，還要求人民噤 聲，違者或是繫獄，或是流放；國內外成千上萬熱血青年，淪為「與西方國家一鼻孔出氣的反華分子」。影響所及，香港政治一分為二，兩岸關係疏遠，一國兩制受 衝擊、質疑，中英爭拗嚴重化，中美關係惡化．．．．．．代價極大，對政府對人民來說，都是沉重之極的包袱。

中國人民、絶大多數中共黨員，包括眾多曾經痛心疾首、後來在內部紀律壓力和外國人刁難之下被迫改變立場指鹿為馬為中共辯護的，只要還有一點良心，心底裏都 知都八九民運是什麼一回事。可是，中國這個歷史大國裡的領導人，以往常要人民憶苦思甜往後看，如今卻要人民向前看向錢看，喝孟婆茶，忘記一切，怎麼可以 呢？現今中國，一講經濟，一就想起錢，二就想起官；錢和官加在一起就想起貪污、官倒、八九、六四。經濟到底是這個世界裏頭的東西，不同天文，如何是好？

我們絕對不應過分歌頌民眾運動。運動或有可歌可泣處，卻不應令我們忘記它只是反映社會的病態。六十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反映種族歧視；七十年代的香港反貪污 運動反映當時殖民政府腐朽。重要的是政府能夠從運動中解讀正確訊息，對症下藥。美國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香港通過了《防止賄賂條例》、 成立了廉政公署，都顯示這些政府從民眾運動中學到了東西，知所改正，不再胡來。其次，政府要懂得在事後把運動的地位升格，將之納入正史，成為建制的一部分 而歌頌之。美國和香港政府都是那麼做了。我們的中國政府又如何？八年來，輿論監督削弱了。「嚴打」聲音大，貪污官倒的技術卻日新月異。買幾輛水炮車，一些 橡皮子彈，以便日後鎮壓同類民眾運動時少死一些人，算是吸收經驗教訓了吧？殺死信差，信亦不看﹗過去的八年，在政治上端的是愚不可及。

我們呼籲北京黨政領導平反八九民運，實現民族和解。平反的各種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當時主張鎮壓最力的陳希同已經作為全國最大貪污犯抓起來了，拍板鎮壓的鄧 小平死了，在台前主其事的李鵬快退休了。經濟方面，八年來發展可算順利，市場秩序穩定，深化改革的政策有社會支持，故平反所可能引起的震盪，中國黨政領導 層完全承受得起。況且中國人民忠厚寬大，從來不要求報復；反右、文革那麼多寃案，一旦平反，大家還不是一笑泯恩仇？

我們不知多麼希望摔掉六四包袱，也不知多麼希望中國領導人也摔掉六四包袱。中國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不容此事情拖沓下去了。第一步應做的事是多方面的對話。 不少民運分子承認當年的對抗過久過激；中國領導人也應對當時的鎮壓行動作出深切反省，承認錯誤。只有在對話的基礎上才可進一步發展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穩定的 政治體制模式。

我們不能忘記。沒有人可以忘記；也不應忘記。鑽研天文、向前看、向錢看都可以，但中國人有良知，行屍走肉，總不會當太久的。

終審法院 前世今生

政府將終審法院列為保育中環的對象，到今天個人仍是感到有點茫然。

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一向是我這個七十後港人的核心價值—記得當年念書時教科書也是這樣教我的—我想至少這一句不能算是殖民教育的荼毒吧。然後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歸十多年，京官提出了三權合作論……當港人引以為傲的「三權互相制衡」備受「三權互相配合」的侵擾，在這年頭，提出「保育終審法院」，不禁令人聯想到「另一重」意義。

雖然筆者深信捍衞價值比保育建築重要，可是今天要說的畢竟是建築本身。為避免那些令人擔憂的聯想，我們還是說得精確點好了：政府要保育的是一幢建築，位於政府山上，「終審法院」是該建築現時的功能，而建築物本身，一般被稱為「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

然而這仍不是其最原始的名字。這大樓原建於1842至43年，起初名為「莊士敦樓」。莊士敦是誰？

1841 年1月26日，英國軍人義律上校（Charles Elliot）派兵佔領香港，一般認為自那天起，雖然未有港督，但香港已成為當時英國的屬土。留意義律只是派兵，並非率兵，義律的英軍登陸香港島後，名義上雖由義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他本人多留在澳門辦公。再者，義律畢竟是軍人，不能專注於香港事務，於是他任命一位代理行政官，這位代理人的名字，正是莊士敦（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只有在義律不在香港的期間，莊士敦才代理其職權。所以這位莊士敦的任期並不連續：分別是1841及1842年的6至12月。那兩年是香港的一道歷史夾縫：香港已由英國人管理，但仍不是英國殖民地。在這短暫的日子，莊士敦成了香港實務上的話事人，可說是香港歷史上第一個行政官員（administrator）【註】。

原名莊士敦樓

現在各位大概猜到「莊士敦樓」的由來了，原初這大樓是為莊士敦而蓋的官邸，只是樓未建成，莊士敦的「大老闆」義律，卻已被「大大老闆」維多利亞女王召回，即事頭婆明言香港不再由義律管了。至於為何義律失去女王的信任甚至被召回，那可是另一個故事了……這兒就暫且按下不表。

英國政府派來接替義律的人，正是砵甸乍。砵甸乍於1841年抵港時還不是港督，起初砵甸乍因忙於跟滿清政府談判，仍需要不時離港，所以需要一個代理人。本來砵甸乍沿用「上手」留下的莊士敦作為代理，可惜砵甸乍不太讚賞莊士敦的表現。然後到了1843年，砵甸乍回來香港長駐，正式成為第一任香港總督。這時正值莊士敦樓已落成，砵甸乍遂直接搬到裏面住，莊士敦樓就此成為總督的臨時府第。

失勢的莊士敦自然「無得留低」，只是這位可憐的先生，雖然，有幢以他命名的官邸，自己卻很可能連一晚也沒有在裏面睡過！

莊士敦樓建成時樓高兩層，及後擴建為三層，其時已設有地庫和兩個炮樓。

曾充當滙豐飯堂

第二任港督戴維斯亦一度住在莊士敦樓。直至1846年，戴維斯搬離莊士敦樓；後來港督府建成，莊士敦樓亦不用再當港督的「臨時屋」。其後大樓經歷多番易手，當過滙豐銀行飯堂及俄羅斯領事館。1879年，滙豐銀行董事庇利羅士成了大樓主人；到了1882年，大樓更名為「比更士菲樓」（Beaconsfield House），為的是紀念當時逝世不久的英國前首相狄士雷利（Benjamin Disraeli）—他是拱北爵士（Lord Beaconsfield）。因此，華人在那時起稱莊士敦樓為「拱北樓」—請留意，滙豐銀行總行大廈後面亦曾經有另一幢建築物稱為「拱北行」（Beaconsfield House）；雖然英語名稱一樣，但此Beaconsfield House不同彼Beaconsfield House。

說回政府山上的「拱北樓」吧， 1915年，法國巴黎的外方傳教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購入拱北樓作為行政總部—傳說售價為38萬元。傳教會接管大樓後，作了大規模的重建，最明顯的改變，是在大樓的西北隅加建了一座圓頂小教堂。大樓外牆一塊小石碑上，刻有這項改建工程的竣工日期：1917年3月17日。另外，在大樓背後多了一安放聖像的壁龕，亦保留至今。

香港日治時期即「三年零八個月」期間（1941-1945），日軍曾經佔用大樓為日本憲兵總部。1945年8月，香港重光，當時香港輔政司詹遜（Franklin Charles Gimson）曾於大樓成立臨時政府總部。

1953 年，香港政府購回大樓，最初為香港教育署總部，1965年改為維多利亞城地方法院，其後，於1980年再成為香港最高法院所在地。1983年，大樓再改為香港政府新聞處辦公室，1989年被列入香港法定古蹟。1997年7月1日起，該大樓用作香港終審法院，直到現在。

大樓現時樓高三層，屬於新古典建築物，以花崗岩和紅磚蓋成。二樓和三樓有露天遊廊，現已封閉。至於大樓內部，則仍保留質佳工細的木樓梯、穹形屋頂、地下大堂的柱樑，以及天井等。大樓的斜坡，由花崗岩牆鞏固着，建於十九世紀，但部分石牆現已由一道更鞏固的新護土牆代替。

預計終審法院將於2014年左右搬遷，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將於數年後空出作活化再用。

滿載法官回憶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將於今年8月退休，早前於1月11日，李國能主持任內最後一次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中他這樣說過（譯文）：

「日後，我定會懷念這座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這個地方畢竟見證了法院的成長，還載有我在任內經歷挑戰的回憶。然而，我們都總是要邁步向前。」

李國能對「三權互相制衡」的堅持，我們不會忘記。建築也好，價值也好，想保留的話，總不能單靠一個人，而是要所有珍惜它們的人去捍衞。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也好，終審法院也好，在往後的日子，都要靠我們保護。　

註　A Biographical Sketch-book of Early Hong Kong, G. B. Endacott,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文　林思華

《轉載自信報副刊》

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天性使然

香港顯然缺乏為理想從政的「天時」、「地利」與「人和」，因為「天地人」都唯北京是瞻。

中國如今正在國際間崛起，全民冒着洋人的銀彈前進，「銀紙」多得不得了，是所謂二G之一，頗有能與老美平分天下的架勢；這種氣焰令她天不怕地不怕，當然更不怕香港不就範！

在距今二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三日（當時「八十後」還在牙牙學語），筆者寫了一篇短評，題為〈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收台北《賦歸風雨》），如今翻看似乎不失時效，茲錄其中的「一則寓言」供大家玩味—

「蝎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在岸邊逡巡；忽然見到烏龜在水濱休息，遂上前對烏龜說情，希望烏龜能背牠到對岸去。
「烏龜一見蝎子，早已魂飛魄散，遑論要背牠渡河，當下自然婉轉推辭；蝎子不僅其毒無比，而且聰明透頂，烏龜的反應早在其預料中，因此不慌不忙地請烏龜不必害怕，因為如果蝎子螫烏龜一下，後者固然會葬身河底，前者不擅泳，亦會同歸於盡。蝎子耐心地分析這種利害形勢後，對烏龜真摰地說：『龜兄，你想我會做這種害人害己的蠢事嗎？』烏龜一想，對啊，蝎子為了本身利益，一定會破例不下毒手的。於是決定做一次『善事』。
「烏龜背蝎子過河，最初相安無事，和平共處；可是，不一會，烏龜尾部突然感到一陣劇痛，接着暈頭轉向，知道被蝎子螫了一下，已中劇毒，生命危在旦夕，但牠不明白蝎子為何不顧本身安危，因為牠們正處河心急流，龜死蝎亡，對誰都沒有好處，於是牠要從蝎子口中知道真相，不然死不瞑目，哪知毒蝎的回答出人意外，牠說：『龜兄龜兄，難道我不知螫你一下我們就會一同葬身河底嗎？可是，這是我們蝎子的習慣，要改亦改不來啊！』……。」

中共有權不會不用，這是黨性使然，因此，即使可能危害本身利益亦不惜用之；如今情況更為嚴重，因為她自以為羽翼已豐入水會游出水會飛，不但敢與美國硬碰，已成囊中物的香港，當然更可予取予攜，港人意願也者算老幾！在香港為理想以行動搞政治，風險比過往任何時機都要高，從政者能不警惕？

《節錄自信報財經新聞‧林行止專欄》

2010 重返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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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 Gees and Boyzone - Words

Songwriters: Gibb, Maurice Ernest;Gibb, Robin Hugh;Gibb, Barry

Smile an everlasting smile, a smile can bring you
near to me.
Don't ever let me find you gone, cause that would
bring a tear to me.
This world has lost its glory, let's start a brand
new story now, my love.
Right now, there'll be no other time and I can show
you how, MY LOVE.

Talk in everlasting words, and dedicate them all to
me.
And I will give you all my life, I'm here if you
should call to me.
You think that I don't even mean a single word I
say.
It's only words, and words are all I have, to take
your heart away

Please help the world

追懷往事，念新亞精神

岑練英

二十世紀中葉-----一九四九年，香港教育界出現了一件盛事。在九龍深水埗一條窮陋小街----桂林街的一座小洋樓，掛起了「新亞書院」四個大字。

這所顯得有點寒蒼的學校，在錢穆先生的領導和唐君毅、張丕介先生的贊襄下，五十年代由國內南來的文教界賢俊，很快便投入了支持的行列。由於一時碩彥雲集， 在教育上表現出令人敬佩的熱誠，三數年間不但為港、台兩地文教界所重視，甚而一向熱心高等教育的美國雅禮協會，亦主動東來，樂於合作。此時也，香港政府總 督葛量洪及其屬下教育司署高官亦以優禮的態度，撥地興建校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葛量洪更親臨農圃道主持新校舍的奠基禮，充分見出玉成其美的熱誠。

十餘年間，新亞書院在全校員生競競業業，夙夜匪懈，共同努力建立起發放中華文明光輝的新亞精神，成為二十世紀飄蕩於驚濤駭浪、黑暗海洋的中國文化之船的鎮舟石。令英國人統治的香港，化身為復興中華文化的重心。

可惜，在七十年代中期，英國當局有感於「東方之珠」內外形勢之突變，不惜以強蠻之政治手段橫加扼壓，遂使日趨茁壯的復興文化幼苗遭受嚴重摧殘，致成今日 「合浦珠還」的香港特區中文教育竟被一眾炎黃子孫所唾棄。可以預見，此種情況若任其繼續下去，將令香港一代一代的年輕人承受不少惡果------不但令其 永遠無法認同自己國族的文化和價值，從最個人的角度看，亦將使他們無能力承接作為香港特區社會楝樑的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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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中原鼎沸，政海翻瀾。大陸易幟後，中共政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實行以清除傳統文化為達致共產革命的手段。一時破舊立新，雷厲風行。一些自覺不 能容於新政權的知識分子，便紛紛南來，託庇於英國殖民地政府統冶下的香港。這批「過江名士」有感於祖國文化備受摧殘，花果正飄零，乃抱着「為往聖繼絕學」 的精神，以自我放逐之身，勉力負起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雖然境况異常艱難，他們兩袖清風，飄泊南來，生活常陷於困頓。但一份莊嚴而神聖的使命感，使他們在 困乏的環境下，勇於奮進，在文化與教育事業上，創出令人驚異的成績：教育方面，如新亞書院，即由錢穆(賓四)、趙冰、唐君毅、張丕介和吳俊升(士選)諸位 先生在「手空空，無一物」的環境下，於一九五零年創立。由於一時名學者望風雲集，且揭櫫以復興中華文化為職志，不但獲得香港教育當局禮遇，更受到國際學術 界的重視，鼎力予以支持。十多年來，不僅培育了不少人才，最後且與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

新亞之加入「中大」，從宏觀的角度看，無疑是香港教育史上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盛事。但若從新亞創校的原旨觀之，則在新亞書院頭上加上「香港中文大學」這頂金冠，雖然光華奪目、閃閃生輝，但在光芒的背後，毫無疑問隱藏着令人掛慮的隱憂。

資料顯示，新亞創辦時，招生簡章列明辦學的旨趣，包括「旁採西歐大學的專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東西文化。……」這一懷抱世界的偉大理想， 在成為「中大」一員後，無疑可以繼續追求。但要保持「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以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抱負，則 恐怕難於持續了。正當港人為中文大學之成立而額首稱慶、四方道賀之際，錢夫子何以甘心忍受比切離骨肉更甚的痛苦而黯然離去？個中悲苦與難言，作為身領錢師 教誨，飽受傳統文化薰陶的新亞人，是不難想象得到的！

一九七四年，當政府提出要中文大學改制，將「中大」創辦時三學院共同協議簽訂的聯邦式大學組合，扭曲而為中央集權之單一制，新亞書院校董會以李祖法先生為 首的一眾董事便立即表示異議。幾經磋商，議決由校董吳俊升先生撰寫反對中文大學由聯合制改為單一制意見書，陳述新亞要求維持原制的由。由此時起，八位校 董：李祖法(董事長)、吳俊升、沈亦珍、劉漢棟、徐季良、唐君毅、任國榮、郭正達諸位先生，都積極投入維護新亞精神和原有體制的工作。資料顯示，前校長吳 俊升、前文學院院長唐君毅、前理學院院長任國榮和前校長沈亦珍，由於在校久任要職，對新亞情況不但知之甚深，且有一份久而彌厚的感情，故對於保護新亞書院 和維護原有體制一事，都抱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態度，在校董會的領導下，積極與政府及富爾敦委員會周旋。尤其吳、唐二師，一有機會便不辭勞苦在報章、雜誌 發表評論，在社團講演，希望藉評事實、講道理喚起輿論，影響港府收回改制之議。

吳校長在明報月刋發表〈論所謂「學系整合」與香港中文大學改制問題〉及在香港半島獅子會聯席例會講演〈評論香港中文大學改制法案〉。兩篇洋洋灑灑、擲地有 聲大文，內容與資料異常詳實，說理有根有據，批窾導竅，層層剖析，對政府改制建議逐一批駁。除指出改制之議與一九六三年「中大」創校原旨不符外，又申明三 學院之辦學精神、教育理想與行政制度皆各具特色。若強行將之扭合，不但弊多利少，且必製造出不少矛盾，妨礙教育效果。倘若當局真以教育為心，以尊重「中 大」三學院固有的獨特精神為意，能本客觀務實之旨看待三院，相信改制之議，必可以服從真理的寬宏量度，理性地將之收回。

無奈對於此事，港英政府早抱事在必行決心，任何言論、任何事實、任何道理與任何要求，對他們別有用心、堅閉固拒的態度，完全發揮不到絲毫作用。事情結果，是權力壓倒真理，改制之議終付諸實行。

面對當局完全不顧昔日中文大學創辦時，尊重三院各自獨有特色和教育理想之原旨，又不理會香港及海外愛護新亞書院和新亞精神的廣大民情，一意孤行，強行將大 學的「聯合分權制」改為「單一集權制」，新亞校董會列位董事，對此以政治干預教育的專橫手段，深表憤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在董事長李祖法先生的領 導下，九位董事聯署登報聲明，(據吳校長自訂年表，是於一九七七年登報聲明，想是由於聖誕及新年假期關係，見報日期遲至七七年初，致出現兩個不同年份。) 由該日起辭去新亞書院校董職務，以示抗議。(據錢師母澄清，錢夫子並無聯署，辭職校董實為八位。)

母校校董會列位董事，俱是學問淵博、德高望重的社會賢達。在一向少風波、少激烈行動的教育界，突然作此石破天驚之舉，可見諸位校董內心之沉痛與憤慨。料想當日生逢其時的同門書友，知悉此種情況，亦必悲憤莫名。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

(一) 為甚麼港英政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不惜改變初衷，毁棄承諾，一定要將成立以來，發展順利的「中文大學」強行改制？

(二) 為甚麼三學院中，獨獨新亞書院校董會對改制之事提出強烈抗議？抗議既成功，何竟要作出「八位校董聯署總辭」的激烈行動？

身為關心母校發展的新亞人，倘能對以上兩問題有清楚的了解，相信將有助於增進我們對母校的感情，並提升我們復興新亞精神的勇氣和決心。

現在我們且從第一個問題入手，回答以上兩個身為新亞人必須清楚認識的重大問題：作為曾深入研究中英外交史的歷史研究者，以尊重歷史理性求真的精神，我非常了解英國人何以有此不守信諾、不尊重「中大」創校原旨的非常之舉。

從近代殖民地發展史的角度看，全世界所有帝國主義者，對所統治的殖民地，由於以少數族裔統治多數的本土異族，其組成的政府，都具有部族政權之特質。(如中 國歷史上蒙古人及滿州人之治漢人。) 此種政府，猜忌之心甚為強烈。他們最不願見到被統治的多數異族對母國的歴史和文化有所眷戀、依舊熱愛，因為這將有礙他們穩定的管治。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內外形勢，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先是六十年代大陸掀起文化大革命，紅紅的革命烈焰隨風吹至美麗的東方之珠，燃點起「反帝」 、「反右」的火光。影響所及，一向寧静的港九地區，迅速進入以左派為旗手的「革命」狀態。一時間硝烟與催淚氣瀰漫，人心頓然陷入暴動之聲與「土製波蘿」之 味的困擾，終日憂心徨徨。

七十年代初，美國又因在越南久戰無功、反共無成及死人無算的悲慘局面之困擾下，迫得屈辱求和，引身脫離災難深重的越戰泥淖。以美英為首，標榜反共的「自由 陣營」，在此一文鬥、一武爭的兩件令世界觸目的大事的激蕩下，昔日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的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和自強意識日漸高漲。香港一地，雖由於環境特 殊，居港華人並無要求趕走英人以求自治，但代表身份之高低與民族之尊嚴的中國文化情意結，却在普遍炎黃子孫的內心泛起了盪漾的漣漪。由六十年代中期開始， 逐漸多中華兒女提出要求，呼籲政府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應該平等。此一期望，由零散微弱的呼聲，逐漸滙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結果形成了聲勢浩大的 「中文合法化運動」。經歷長時間的爭取與不懈的奮鬥，港英政府鑑於大勢所趨，難於壓禦，終以「識時務者」的姿態，強為遷就。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頒佈《法 定語文條例》，承認今後香港社會在公事上使用語文，中、英文地位平等。

此事到此並未劃上句號。一向老謀深算、善於避重就輕、趨利避害，在帝國主義群雄中，管治手段最出色當行的英國殖民主義者，當其向香港華人送出一份厚禮時， 他的內心早已盤算着怎樣可以取回超值的代價。正當我們歡欣雀躍、額手稱慶之際，他們的「小動作」出現了。《法定語文條例》頒佈後僅兩個月，香港教育司將部 署已久，籌劃成熟，(部署和籌劃時間，早在七十年代初已經展開)足可補償先前失去的「英文唯我獨尊」地位的「新會考制度」，正式發表公佈，由一九七五年開 始，香港的中學會考將頒發新的「綜合會考証書」，以取代舊日分流會考的「英文中學會考証書」和「中文中學會考証書」。此一改革，目的在敲定中文中學與英文 中學課程合流，實行同卷分語會考。除中、英文科及中史科外，証書上其他科目，均須註明作答語言——英文或中文。中英文中學之高低優劣，從此形成。

此一看似十分客觀、十分公道、十分通情達理的「會考新措施」，很容易令人誤以為是一種與時俱進、因時制宜的教育改革。豈料實質上却是一種部族政權統治殖民 地的陽予陰奪手法。英國人以偷天換日的技巧，將「英文在香港唯我獨尊的地位」换取了中文中學行之已久、收效頗佳、且具有三大優點的傳統中文中學教育，通過 改革，將之打成歷史陳跡。(此一動機在政府檔案有充分資料可資證明。)改制前的中文中學，不但中文與數理科程度高於英文書院，更有一事為大眾所稱許者，是 中文中學比較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比較强調德育訓練，比較着重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全人教育。在中文中學的「國文」科裡有選自《論語》、 《大學》、《中庸》、《孟子》的教材。由於具備這些優點，當時的中文中學頗受思想較為「中國化」，較為眷戀倫理道德的家長所歡迎，是故就讀於中文中學的學 生為數不少。一九六三年成立的中文大學，其中一個主要目標，就是為他們提供在港升大的機會。以此一時代香港的教育發展觀之，中文中學亦自有它光明的前途。

可惜由於六、七十年代內外形勢的突變，令英國人意識到，當中文在香港獲得了與英文的同等地位後，若不以「巧妙」的手段平抑一下中國文化在香港的氣燄，長此 下去，誠恐香港華人的民族意識日漸高張，非但香港社會將變得難於管治(文化大革命年代，四人帮支派在港鬧事的經驗，英國人思之猶有餘悸)，屆時一九九七年 界限街以北及新界的租約問題，更無從與中國談判。(當時英國政府萬萬想不到中國日後會有收回香港的決心。)

從時序及政府當局行事的手段看，新亞書院與行之已久的舊制中文中學會考，實有「同病相憐」的苦況。二者都因為對居港華人的文化意識與民族感情起着重要的鼓 舞作用而招致大刀闊斧的對待。尤其是母校新亞書院誕生之後，正處大陸雷厲風行，肅整傳统文化時期。而台灣方面，國民政府雖重視傳统文化與「國文」及歷史之 教育，奈何清末以來，由於國勢日趨衰弱，致令急於為國圖強的新文化運動熱心支持者，將「全盤西化」口號塑造成文教界的神壇。遂使政府當局雖有重視傳统文化 之名，但教育政策和教育所得效果，却並無其實。處此境況，身在小小港英殖民地的香港之新亞書院，便成為捍衞中國文化、弘揚傳统精神的中流砥柱。二十餘年 間，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環境下，創立起來的小小新亞書院，便成為黑暗的海洋中一座發放光芒的燈塔。

語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新亞書院正因為身上懷有這塊稀世的璧玉，而招致殖民主義者的嫉忌與「文化強盜」的扼壓。港英政府接連兩次針對中文中學和中文大學的改制，遂使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成為中國文化和新亞精神由光輝轉趨平淡的分水嶺。

認識了這段歷史，我們便不難知道今日的中文中學何以淪落至人人唾棄的悲慘地步。不但如此，身為新亞弟子，我們還可從中了解作為我們母校的精神支柱和永久抱負的新亞精神，何竟隨歲月的流逝而逐漸被人忘懷！

當日校董會諸公在李祖法先生的領導下，不以己身無憂無慮的生活條件作「功成身退」、優悠泉林之想，而竟拍案而起，投身抗爭行列，傚年青人作不平之鳴，為的 就是要維謢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代一代承傳下來的這份中華民族國魂的瑰寶。在當時一面倒以強權為依歸的不利形勢下，這無寧是一腔無法實 現的「回天孤抱」。老先生們所求者，斷非為一時之效，而是给中國教育史和中國文化史留一點薪火，讓中華民族的後來者，尤其是我們源自桂林街的新亞弟子，在 艱險、困乏的環境中，不忘奮進與多情！

寫於二00九年新亞書院成立六十周年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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