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 Blue 2 Finale Ending

日本漫畫家每天Smile為民眾祈願

日本漫畫家、漫畫《男兒當入樽》、《浪客行》作者井上雄彥，每天在Twitter發布題為Smile的笑臉速寫，為受海嘯所苦的日本民眾祈願。（網址：http://twitter.com/inouetake）

smile - Pray for Japan by 井上雄彥

練乙錚；民粹竟源於專制 扭軚不因為官蠢

小別一載，筆者2月回到香港，適逢預算案發表，應邀在港大的一個研討會上提出一些意見，主要批評預算案背後的經濟學理據嚴重不足【註1】，還未及整理成文，特區政府便已改弦更張，未雨綢繆變成派錢為綱，超額盈餘哪怕變成赤字預算也在所不惜。

觀特區政府一貫理財方針及當下本地經濟穩步上行形勢，一份好的預算案並無必要大事派錢，能夠有效支持政府既定工作計劃之餘，只須承諾設計一些精準方案有效扶助赤貧便可【註2】。曾政府餘日無多，既無選舉連任之各種顧慮，亦沒有義務為下屆政府鋪路（大家記得「政改方案不得超越2012」），故工作上實可我行我素，據既定原則辦事。

政府智囊未掌政治脈搏

不過，政府竟然急轉彎，不僅大手釋出幾百億元公帑，還放棄了幾十年來一套行之有效、寫進《基本法》的審慎理財哲學。如此變臉，不可能是個別官員低能所致，因為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如額外派錢幾百億），都必須經過行政會議討論，才可公布；若罵曾俊華蠢，則以梁振英為召集人的整個行政會議也一樣蠢。

況且，二曾乃政務官出身，「久煉成精」，政策遠見一般欠奉，但在絕大多數情況底下，行事章法不會亂套如此；按曾特首剛愎性格，亦當不致於在此階段在本地某方民粹力量面前低頭。為求方便，現在大家的批評矛頭儘可直指主事官員，甚或提出下台要求亦無不可，但事件後面必有其他原因半路殺出，非個別港官包括二曾所能抗拒，以致完全打亂其陣腳。

預算案急轉彎，只可能是忽然出現北京政治干預的結果；而未能事先摸清北京政治脈搏、照顧其政治需要，從而寫出一份一開始便讓「阿爺」安枕無憂的預算案，則是特區政府裏專責政治分析的一眾智囊的又一重大失誤。北京現階段對香港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如同在國內一樣，「把不穩定因素消滅於萌芽階段」。

去年12月，北非、中東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馬上警覺，在全國各地及網絡空間布下重重反革命天羅地網，嚴防社會大小規模騷亂。但是，她公開對外宣傳的，如常是「黨政軍民上下一條心」那一套；北京外交部發言人三番四次對中國可能出現茉莉花革命之說嗤之以鼻，可謂最典型的色厲內荏、內張外弛。

問題是，中國大陸社會矛盾深重的形勢，從未在一些深信中共宣傳的特區政府官員、當權派智囊意識中出現——他們信的是，祖國經濟蒸蒸日上，黨的管治固若金湯，哪來茉莉花革命的影子？而香港方面，金融局面早已回穩，經濟重納升軌，失業率低於4%，股樓市俱旺，泛民兄弟鬩牆，當權派日子好過，哪有什麼「臨界點」？故「洋紫荊革命」一詞在香港出現後，特區當權派上上下下依然「定過抬油」。

不過，北京要的政治安全係數極高，在大陸她有把握鎮住茉莉花革命，卻不能阻擋港人當中出現「洋紫荊革命」的意識或行為；香港社會運動若能牽動大陸民意（這點少不免），中共維穩便加倍困難。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區，改革開放政策的受惠者最集中，中共的社會管理軟硬體配置也最森嚴，「茉莉花」的確難開，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或鄉鎮、幹部貪污霸地等行為特別嚴重的地方，近年來成千上萬人參加的群眾性騷亂事件為數不少，偶一不慎，難保不會發生泛地區性的星火燎原！

這點，特區政府的政治智囊想也不敢想，遑論按此訂定預算案中的社會安全係數，但中共高層面對危機卻十分清醒。於是，太監不急皇帝急。

香港傳家寶成維穩犧牲品

持平而論，前周公布的預算案可批評之處的確很多，但比起之前多份預算案，卻並不特別壞。派錢項目不算少，那筆每人6000元注入強積金之數，雖非馬上可用，但港人當中，除了部分等錢濟燃眉之急的低下階層，只要願意，不少是可從每月收入之中相應減少6000元（或一部分）儲蓄，從而增加消費的；對這些人而言，錢進左袋還是右袋，分別不大。

原先出現的有關反對聲音，一是因為此筆公帑發放無原則，並非着力扶貧；二是強積金的管理太貴太差，而特區政府一再強迫市民接受指定基金服務，難保沒有利益輸送。同樣，各界對整份預算案負面反應相當強烈，但並非反映港人普遍活於水深火熱之中，只不過在世界多個不民主國家出現茉莉花革命的氛圍之下，港人縱非低下階層，也對港式不民主產生的政府領導人事事毋須向市民負責愈發厭倦、反感而已。

泛民上周申請遊行，也只是向警方提出三千民眾參加的估算，當局問要不要提高，泛民反而認為不必；就算後來事情鬧大了，星期天的遊行也不過萬人左右，在香港算是「濕濕碎」。正常情況之下，面對此等程度的反對聲浪，二曾可能作出微調，卻斷無馬上投降之理。因此，令曾政府這份預算案一周之內頹然而倒的唯一可信原因，便是北京以維穩為綱下了聖旨，特區政府於是也得立即奉命維穩，數千人的遊行活動也必須盡力阻擋，免得香港的河水犯了大陸的井水。

一國兩制之下，維穩方法大不一樣。在大陸，中共採用的，主要是打記者、封網站、抓維權人士、罵外國傳媒；在香港，中共知道內地的一套行不通，中央要特區政府協助維穩，主要靠特區政府派糖。不過，這一派，香港的保守理財哲學從此顛覆；香港這一制的一件傳家寶，成了大陸社會需要高壓維穩的犧牲品。

這是很奇怪的現象。一直以來，不少人認為香港不應搞民主，理由是民主政治會引致經濟民粹主義，最終令特區政府放棄審慎理財原則，長遠對香港整體不利。現實是，今天，審慎理財原則是在不民主的特區政府手上葬送掉的，歸根到底，是出於大陸專政體制的維穩需要。

然而，大陸的維穩需要有多大？是否不斷增長？答案可從是屆人大已發表的數據得知。今年的大陸政府預算案中，維穩費總額首度超過軍費，而其13.8%的增幅，不僅大大高於大陸去年民間總消費增幅和GDP增幅，也比軍費增幅高出一個多百分點。換句話說，對中共而言，大陸社會內憂已經大於外患。可以推斷，大陸專制政府愈發需要維穩，香港特區政府便愈得多派錢，勢將成為民粹主義政客的提款機。此點對政治經濟學而言有特殊意義，是對「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觀察，有理論創新潛力。

中央政策組應考慮解散

不過，特區政府有義務捍衞北京政府的面子，絕不能承認是因為協助大陸維穩，而在香港加倍派錢以消弭本地群眾運動、免給大陸維權人士推波助瀾；但另一方面，如此急轉彎，總得來一個說辭。因此，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的政治學者在政府預算案急轉彎之後，提出了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堂：香港社會矛盾激化，到了「臨界點」。言下之意，派錢是香港社會本身需要使然。

不過，為什麼那些智囊在政府制訂預算案過程中沒有敲響警鐘，而只在特區政府急轉彎之後，才似是而非地事後孔明一番呢？真況是，到了臨界點的，是大陸社會——起碼是局部——而不是香港社會【註3】。這一點，智囊事先看不到，事後大言不慚掩蓋真相。

長期以來，中央政策組的經費每年5000萬元以上，扣除各顧問薪金之餘，大部分發放給一些與特區政府關係特殊的「政策研究中心」或「民意調查機構」，市民得到的政策，卻很多一文不值。大事情上，政府得到的民意情報，也往往是「山埃」。一些政治學者，竟看不透路人皆見的大陸社會形勢，猜不出聖上心意之急，未能及早讓特區政府體面行事；2003年「七一」如是，今年的預算案亦如是。政府民望盡失，還需要什麼政治化妝？為省公帑及稍起棄卒保車之效，中央政策組實應自覺考慮解散。

今年的預算案本是支持特首去秋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的施政方針的相關財政方案，如今卻變成一個支持另一外加的政治任務的工具。都說「中國好，香港好」，但此話反過來說亦真：大陸專制維穩需求日甚，香港的一貫理財哲學因此化為烏有，長遠禍及本地街坊。事實就是如此巧妙相關。

註1：例如，政府前年於金融風暴之際拒絕發放消費券，理由是消費券不會刺激本地消費；這次她（本來）拒絕退稅，理由卻是退稅會增加本地消費，必然引起通脹，兩者恰巧是理論上的矛盾。

註2：一些批評者混淆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分別——缺乏遠見的是前者，而好的預算案並不特別需要政策遠見，兩者的功能不一樣。

註3：香港也有臨界點，但那是市民對政府的一國兩制管治誠信的不信任臨界點；不過，這個點，早在2003年「七一」、政府逆民意順京意那一幕便達到了。

《信報》特約評論員

【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

用關鍵字找出社會病灶

一、

2月9日是台北書展。這次台北書展請來大陸著名作家、小說《活着》的作者余華，他最近在台灣出了本書，書名是：《十個詞彙裏的中國》。

這本是余華首次用散文方式夾敘夾議地寫中國大陸現狀的書，表現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對社會和國族命運的關懷。這本書去年 10月出了法文版，今年1月在台灣出中文版，在大陸未必有機會出版。作者用十個詞彙，去寫中國的現狀，從現狀去追尋產生今天這種結果的令人不安的原因。余華以作家之眼和個人經歷剖析經濟崛起的中國，他說自己透過10個詞彙而得到10雙眼睛，讓他能從10個方向凝視當代中國。在前言中，作者說：「我希望能夠在此將當代中國的滔滔不絕，縮寫到這十個簡單的詞彙之中；我希望自己跨越時空的敘述可以將理性的分析、感性的經驗和親切的故事融為一體；我希望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在當代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和紛亂複雜的社會裡，開闢出一條清晰的和非虛構的敘述之路。」

十個詞彙是：人民、領袖、閱讀、寫作、魯迅、差距、革命、山寨、草根和忽悠。

二、

在《十個詞彙裏的中國》這本書中，當過牙醫的大陸作家余華，像是找病灶一般，找出十個看透中國的關鍵字，而後一一剖析。

在第一篇〈人民〉的開頭，余華便寫著：「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麼奇怪，他無處不在，卻又被人視而不見。」他在這篇文章中大膽寫著天安門學運那段時間發生的事，並自述當時刻骨銘心的感受，讓他理解什麼是人民。

在《領袖》這一章，作者說：撫今追昔，我感到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國家領袖了，只有國家領導人。作者寫《閱讀》，他說：我對那些偉大作品的每一次閱讀，都會被它們帶走。當我回來之後，才知道它們已經永遠和我在一起了。關於《寫作》，他說：寫作就像是經歷一樣，如果一個人不去經歷什麼，那麼就不會瞭解自己的人生；同樣的道理，一個人不去寫作的話，就不會知道自己能夠寫出什麼。關於《魯迅》，他說，「魯迅」在中國的命運，從一個作家的命運到一個詞彙的命運，再從一個詞彙的命運回到一個作家的命運，其實也折射出中國的命運。中國歷史的變遷和社會的動盪，可以在「魯迅」裡一葉見秋。講到《差距》他說：今天的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巨大差距的中國。我們彷彿行走在這樣的現實裡，一邊是燈紅酒綠，一邊是頹垣敗瓦。或者說我們置身在一個奇怪的劇院裡，同一個舞台上，半邊正在演出喜劇，半邊正在演出悲劇。……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不僅生活在現實和歷史的巨大差距裡，也生活在夢想的巨大差距裡。

三、

在《革命》一章，他寫到：什麼是革命？我過去記憶裡的答案在眾說紛紜。革命讓生活充滿了不可知，一個人的命運會在朝夕之間判若兩人，有的人瞬息裡飛黃騰達，有的人頃刻間跌落深淵。人和人之間的社會紐帶也在革命裡時連時斷，今天還是革命戰友，明天可能就是階級敵人。寫到《草根》，他說：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制是一個逐漸健全起來的過程，一些法律和法規存在著不少漏洞，給予草根們大量的鑽洞機會。所以任何人間奇蹟，這些草根們都可以創造出來。《山寨》是中國今天盛行的話語，余華說：今日中國的社會生態可以說是光怪陸離，美好的和醜陋的、先進的和落後的、嚴肅的和放蕩的，常常存在於同一個事物之中。山寨現象就是如此，既顯示了社會的進步，也顯示了社會的倒退。

中國內地另一流行語是《忽悠》，「忽悠」帶有「不擇手段矇騙」的意思，但是與「詐騙」比較起來，它好像溫和一些，具有一些調侃玩笑的含義。余華說：忽悠一詞的迅速風靡起來，與山寨類似，同樣顯示了當代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混亂，也是中國社會最近三十年片面發展之後引發的後遺症之一，而且忽悠現象在其社會生活方面的廣泛性更甚於山寨現象。

當忽悠大行其道之時，我們也就生活在一個不認真的社會裡，或者說生活在一個不講原則的社會裡。

四、

余華寫作《十個詞彙裏的中國》一書的意圖，是要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過去與現在的聯繫，探尋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

在《領袖》這一章裏，有一段他這樣寫：「環境的破壞，道德的淪喪，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叢生，使今天中國的社會矛盾愈來愈激化。幾百上千，甚至上萬的群眾衝擊政府機關，砸汽車燒房子這樣的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

「很多人開始懷念過去的毛澤東時代，我想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可能只是懷念而已，並非真正想回到那個時代。對於這些人來說，毛澤東時代雖然生活貧窮而且壓抑人性，可是沒有普遍的和殘酷的生存競爭，只有空洞的階級鬥爭，當時的中國其實沒有階級的存在，所以這樣的鬥爭僅僅停留在口號裏。那個時代人們節衣縮食平等相處，只要小心翼翼，誰都可以平安渡過一生。

「今天的中國完全不一樣了，激烈的競爭和巨大的壓力讓很多中國人的生存像戰爭一樣。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裏，弱肉強食、巧取豪奪和坑蒙拐騙自然流行起來，於是安分守己者常常被淘汰，膽大妄為者常常會成功。價值觀的改變和財富的重新分配造成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帶來了社會衝突，今天的中國已經真正出現了階級和階級鬥爭。」

簡單來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社會上沒有階級，而毛硬要搞階級鬥爭來爭奪權力，把社會搞得雞犬不寧的中國；改革開放 30年後的中國，是不講階級鬥爭只講和諧，然而事實上社會上出現階級和階級鬥爭的中國。

五、

關於《十個詞彙裏的中國》，余華說「我在本書寫下中國的疼痛之時，也寫下自己的疼痛。因為中國的疼痛，也是我個人的疼痛。」這是一個真正愛國者的肺腑之言。

被認為最會說故事、最深刻了解中國的華人作家，以生動的文字，寫下你從不知道的中國！在前言中，他說，我如果面面俱到地敘述當代中國，我的敘述將會比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還要漫長。選擇十個詞彙，使他可以從十個方向來凝視當代中國。

他說他要從耳熟能詳的日常生活開始敘述之旅。日常生活看似平淡瑣碎，其實包羅萬象，它們豐富、寬廣和激動人心。政治、歷史、經濟、社會、文化、記憶、情感、欲望、隱私等等，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發出自己的鳴叫。

在前言中，余華引用孟子的話：「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孟子是利用人生感受的例子，說明憂患往往可以使人生存，安逸享樂卻反而使人敗亡。

他又引用意大利詩人但丁的詩句：箭中了目標，離了弦。但丁輕輕地顛倒了因果關係，就讓我們感受到了速度。中國社會三十多年的飛速變化，呈現給我們的，就是因果關係顛倒的發展歷程。我們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擁而至的結果裡，卻很少去追尋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於是三十多年來雜草叢生般湧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被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樂觀情緒所掩飾。余華說，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從今天看上去輝煌的結果出發，去尋找那些可能是令人不安的原因。在我追根溯源的旅途上，孟子所說的憂患將會迎面而來。

轉載自香港電台一分鐘閱讀

依附基督 倖免於屠

■不過，兔肉所以未能成為如牛豬雞般的主肉食，主要是白兔為復活節寵物，基督徒遂棄食。復活節本為異教徒（非基督教徒）紀念兔首人身的多子女神Eostre的節日；女神的外型與我國的兔兒爺相近，扮相則相去甚遠；據《燕京歲時記》，天津人在中秋節祭兔兒爺，其形為兔首人身、戴盔披甲手執藥扞。老舍在《四代同堂》中記京津風俗，對兔兒爺有生動細膩的描述。

基督教大盛後把此好生育的女神收為己用，並以隨時產子的白兔及象徵繁衍後代的蛋為「吉祥物」（Easter Rabbit / Bunny / Hare及Easter egg；復活兔攜帶的禮物是復活蛋）。這種傳統的文字記載始見於十五世紀的德國，以多子多孫是農業社會大多數人的願望，此習俗很快傳遍歐洲，十七世紀被歐洲移民帶至新大陸……。

兔子既與基督徒節日掛鈎，虔信教徒便把牠剔出「肉食動物」（food animal）之列，曾經成行成市的養兔業（cuniculture）從此式微，如今這個英文名詞識者無多，一般字典且不收錄。應該一提的是，基督教徒不食或少食兔肉，表面理由是為了宗教，實際上則是機會成本日降，以肇始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工業革命，令農工業生產力突飛猛進，西方社會進入豐衣足食時期（投資專家W. Bernstein○四年的《豐裕的誕生》〔The Birth of Plenty〕對此有頗具體的描述），物資供應大增，意味不食兔子可吃也許更可口的其他家畜家禽之肉，有了選擇的空間，兔子遂得倖免於屠了。這種解釋，似亦足以說明食兔歷史這麼悠久且食制花樣繁多的我國如今亦因選擇多樣化令食兔肉已不普及的原因。

■兔肉雖因基督教興起及物質豐裕而不再成為主要肉食，惟古人的兔肉食制繁多，其中不少被收在《說不得的烹飪〔食譜〕》一書（C.W. Schwabe:《Unmentionable Cuisine》），作者舒華比長期在加州大學任教，在學界享大名，有動物流行病之父的稱號；這本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書，把西方自古（有文獻〔如食譜〕紀錄）至今的「古怪食譜」一網打盡，然而，本書對我國食譜收錄少且絕不全面，偶見的記載亦令筆者莫名其妙，如有關「香港鴿」（Hong Kong Pigeons〔Shang Kan Kuh〕）便不知何所指簡直不知所謂，這是題外話，有機會再談。本書第七章以兔為題，寫的當然全部是「兔食」，比較「有趣」的有西班牙、英國及法國均有的烤兔（Roast Rabbit）、德國的胡椒兔、匈牙利的醃兔、英國及法國的八寶兔（Stuffed Rabbit）……西班牙則有兔飯（Rice with Rabbit）、杏仁兔及朱古力兔（Chocolate Rabbit），後者的炮製方法為兔斬件落鑊，加欖油、紅酒、洋葱、蒜頭、鹽、胡椒及糕餅店用的朱古力（baker's chocolate），文火煨至兔肉軟嫩；如此配料，其味道如何筆者不想嚐試！此外尚有兔肉腸、兔血湯、燜兔腎、兔肝醬及兔胎羹等……。工業革命前歐洲人可說什麼都吃，現代化後先富起來的歐洲（及北美）人，別說吃這些玩意，提起狗貓馬蛇鼠的食制便作作嘔狀，「有教養」的紳士淑女且有與說者割蓆的「意向」，其實，這不過是另一種一闊臉就變的典型！

■《食物史》在〈狩獵〉（Hunting）一章，說歐洲人獵兔種切，頗可一說的是提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兔子在法國突然成稀有動物，惟其成因不在獵人「濫殺無辜」，而是於七十年代初，野兔摧殘一名獸醫鄉間度假屋的園圃，他一怒以多發性黏液瘤病毒（Myxomatosis）為野兔注射，結果由兔虱傳播的病毒幾乎把法國的野兔殺個清光（practically exterminated），為保護此瀕臨絕種動物，法國政府頒令禁止獵兔，可是，未知是否餘毒未消還是獵人下有對策，野兔愈來愈罕見，當局只有撥出預算，向中歐購進十五萬隻野兔，放生林野，讓牠在不為獵人騷擾下快速生產。這位法國醫生的別業不設「圍牆花園」，因有此「禍」。

野兔的天敵甚多，虎獅豹這類大型食肉獸之外，狐狸、豺狼、山貓、山狗、蛇以至鷹隼和貓頭鷹皆是，結果是「生態平衡」，野兔不多不少，除了大規模濫殺或被下有傳染性病毒，野兔不會絕迹亦不致多得釀成農業災害。澳洲和紐西蘭的情況屬例外，以這二個國家沒有（或極少）食肉獸，這等於一年起碼六胎每胎數兔的野兔經常有「兔滿之患」，其對植物的破壞帶來重大經濟損耗，不在話下。二十世紀澳洲進行過二次大規模殺兔運動，一次在一九○七年，一次在一九二五年，每次都殺死二、三千萬隻野兔。如今野兔仍是澳洲和紐西蘭的「郊野大患」。其實，要扭轉這種情況不難，鼓勵吃兔肉並製成罐頭出口，應為最佳辦法。

■有關兔子的文學作品，世界各國都有，尤以我國為多，不過我國古代的有關著述，大都以「導人迷信」的神話傳奇為主；白兔都出現在我國四大名著《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及《紅樓夢》之中，《兔寄明月》一書對此有簡要的介紹，有興趣者可以找去一讀。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第五十三回〈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寫農戶（黑山村的烏莊頭〔烏進孝〕）送給賈府的地租包括「大鹿三十隻……野雞、兔子各二百對……」；另有「孝敬哥兒姐兒頑意：活鹿二對、活白兔四對、黑兔四對……」非常明顯，兔子既是肉食又是寵物。現代名家如魯迅、鄭振鐸及季羡林等的小說散文都見白兔，其中尤以魯迅《吶喊》中的〈兔和貓〉一文最廣為人知。

英國文學中的兔，當以《阿麗思漫遊仙境》最「老少咸宜」，不過書中的白兔只是配角；以白兔為主角的，據小女相告，為阿當斯（R. Adams, 1920-）的《Watership Down》，書名為避禍的兔群遷居的地名（在咸普郡北丘陵地帶），這群擬人化的白兔在這裏建立新家園，有自己的文化和語言（Lapine, Lapin為去勢雄兔）。《阿麗思》是作者路易．卡路為友人之女編寫的故事（有興趣者可參考筆者九一年的長文《阿麗思闖進經濟學》，收台北遠景的《經濟門楣》），《Ｗ．Ｄ》則是作者與二女兒駕車出遊時為她們解悶而編撰的「古仔」，她們聽得入迷，慫恿乃父輯成這本由十九個短篇故事組成的書，可惜本書遭十多家出版社退稿，最後於一九七三年出版（出版社無力預支版稅），頓成暢銷書，再刷數十次（最新版本○五年出版），此後，阿當斯成為專業作家，出版了整整二十本小說及遊記，惟銷路均不及這本書；今年（二○一一年）ＢＢＣ電台製成「專題報告」，慶祝《Ｗ．Ｄ》出版四十周年。

■多年前筆者在《信報月刊》談投資，提及「神奇數系」（Fibonacci Sequence / Number），但不知此「神奇數系」何來，一月二十五日讀者壹一在網上回應兔子多產一文，指此為中世紀最有成就的數學家斐邦納契（Fibonacci，又名Leonardo da Pisa〔意為來自比薩的猛男〔雄獅〕〕，1170-1250），以兔子多產因此把其生育理想化（但生理上不可能）求得的數系，據library.thinkquest.org〈兔子難題〉（The Rabbit Problem）的解釋，斐邦納契驚奇於兔子的繁殖力，試圖計算一對雄雌兔子一年生了多少小兔，他假設二隻剛出生的小兔（雌雄各一），一個月後可以交配、懷孕期一個月、雌兔每月生產、每胎雌雄各一，而兔子長生不老且交配及生育永不停止。這種假設下，零月是一對兔子、第一個月牠們已交配但未生產，因此仍是一對兔子；第二個月生了一對小兔，等於有四隻兔子；第三個月，原始一對再生一對，第二個月所生的兔子交配而未生育，即仍是三對兔子；第四個月原始一對再生一對，二月出生的亦生一對，第三個月的交配而未生產，即共有五對兔子；第五個月……共有八對兔子。餘此類推，便出現了「神奇數系」—0，1，1，2，3，5，8，13（零加一等於一、一加二等於三……）。沒想到令數學門外漢百思不解的「神奇數系」，竟因受兔子多產觸發的靈感而生；更沒想到的是，筆者因寫兔文而收「拋磚引玉」之效，真是意外的收穫！

兔年說兔．四之四

【轉載自信報林行止專欄】

將功補過 法外逍遙

■兔子的弱小無助，令牠成為少數不曾被控告的常見動物，伊凡思的《對動物的刑事起訴及極刑》（E. P. Evans:《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And Capital Punishment of Animals》, Faber and Faber；○八年二月五日寫鼠年曾提及，文收台北遠景《犧牲股民》及天地《色識嫵媚》），根據法院判詞，詳細記錄了九世紀（公元八二四年法國地方法庭審判摧毁農地的土撥鼠）至二十世紀（一九一六年瑞士地方法庭審理狗隻傷人事件）歐洲對「犯事」動物告將官裏由法官開庭審判的情況（附有吊死公豬的畫像，情景與死囚上斷頭台行刑時相若），可是，筆者翻閱再三並細檢「引得」，均未見兔子被控案例！其實野兔蹂躪莊稼，壞了農人生計，罪大惡極，當年沒有「兔友協會」的歐洲人竟然網開一面，未予起訴，料與兔子從不傷人且為人喜愛還提供大量廉價肉食有關。動物被捉將官府，控上法庭，即使如今的保護動物狂熱分子，亦會覺得荒誕荒唐，但在當《聖經》為法典的年代，一點亦不出奇。〈出埃及記〉第二十一章第二十八及二十九節這樣寫道：「牛觸（gore）若在男人或女人，總要用石打死那頭牛……，倘那頭牛素來是觸人的，有人報告牛主，他竟不把牛捨棄……，就要用石頭打死那牛，牛主也必治死……。」耶和華既有此指示，信奉基督教的人便不問三七二十一只有盲目遵行了。當然，以「石頭打死」不太文明，在法治社會，被害人遂把犯事動物告上法庭……。伊凡思這本書極具趣味性，有暇當細說之。

■○七年夏，筆者與內子在友人位於英國南部佔地二、三千公頃的莊園作客，垂釣射（陶）鳥，不亦樂哉（見同年九月到十月的「《公共悲劇》的戶外運動系列」，收遠景的《次按驟變》及《鏡花水月》，同時以〈莊園生息野趣悠悠〉為題收天地版的《淺讀輕談》），「遊園」時見丘陵起伏的農田中闢「圍牆花園」（Walled Garden），頗以為奇，詢之主人，方知此為在未有玻璃溫室之前，農場主人不惜斥巨資以石頭磚塊等堅實建材起圍牆築成的菜圃兼果園，主要目的在防範野兔「偷食」，而圍牆還可阻擋強風，令園內溫度較高進而降低結霜的可能性（有友人說在苦寒的蘇格蘭，四方圍牆中有一方留空作火爐，「熱牆」令整個花園「暖和如春」），如是「圍牆花園」便有機會在天寒地凍時果樹仍開花結果並有新鮮蔬菜供應；更重要的是，「水洩不通」的圍牆設計令野兔無法闖入！所有樹林農地，都有野兔出沒，遊此莊園的一個「節目」是於夜間獵野兔。受僱而來的專業獵人以強光燈在樹叢中覓兔，兔被燈光照射時驚惶呆望，獵者舉槍射殺。筆者與內子敬謝不敏，未參與此遊戲，那便如我們未終場便離開一票難求的鬥牛場，以「敵我」強弱太懸殊勝之不武且太殘忍，不忍見「荷槍實彈」的所謂「鬥牛勇士」殺牛更不忍殺哀哀無助的白兔！

■兔子對人有益無害且象徵吉祥多子，人因此對牠網開一面，不告之於官，但口惠實不至，仍食其肉。在一段長時期，兔肉是人類的主要肉食，以兔易生養繁殖快且飼料以免費的草食為主，因此經濟價值高；不但如此，兔肉含高蛋白質（特別含有與牛肝等同的維他命B3〔Niacin〕）、少脂肪、低膽固醇，因此屬可以降血壓及治療糖尿與冠心病的「健康食物」。出土文物顯示原始社會先人已食兔肉，《詩經．瓠有苦葉》：「有兔斯首，炮之燔之」，顯示周代貴族已發展出多種兔肉食制，糊上泥巴在火上煨，稱為炮；帶着皮毛直接放在火上燒，是為燔；剝了皮在火上煙，叫做炙。

對於「燒烤」白兔，非我國獨有，自古以來，中外皆然，經典巨構《食物史》（M. Toussaint-Samat: 《History of Food》）頁八十七刊出一幀成於一八八一年的雕塑，一隻去毛兔被鐵絲綑綁四肢，背上鋪一片垂腹的白色脂肪，再以鐵枝（烤肉叉spit）刺入屁股直穿兔口而出，與古今西班牙人製作燒豬（當然不必加脂肪）同。這樣燒兔子如今似成絕響……。

燒烤食肉是用火煮食後中外古人的共通發明，亦是陶器出現前唯一吃熟肉的方法。有了煮食用器皿後，馬上便有水煮兔肉、蒸兔肉、燜兔肉、熬兔湯、兔肉羹及兔肉醬（醞）等形形色色的烹調方法。美國名經濟評論家華殊（D. Warsh）一月十六日評論今屆美國經濟學家年會的文章便題為〈享用……燜兔〉（Savoring .... the Rabbit Stew），可知這種食制仍為部分美人所喜。在我國唐代，兔羹被稱為「卯羹」，宋代則有「兔肉火鍋」，美稱為「撥霞供」（見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此名之得，是因鍋中湯汁沸滾，如濁湧江雪；食客夾起鮮紅色的兔肉在熱氣蒸騰的鍋中擺動，頗有雲蒸霞蔚之勢，文人雅士遂為「涮兔肉」起了這個優雅得有點虛無飄渺望文很能生義的名字。清李斗的《揚州畫坊錄》所記「滿漢全席」菜單，有「兔脯奶房簽」，似為兔子乳房串燒；而民間食兔更進一步，清人筆記還有芫爆兔條、熏五香兔肉、麻辣兔丁及廣漢纏絲兔等；慈禧御膳中則有「八寶迎霜兔」；天津則有糖兔子、北方兔饃以至兔形壽包等。

■飼養家兔既經濟又方便，以其飼料主要為免費的青草及「廚餘」蔬菜（包括菜市場賣不出腐爛的蔬果），而後院花園地牢以至馬廐車房一隅，都可闢為兔窩，養兔因此可說不費分文，加以兔肉所含蛋白質比牛肉（指T-bone steak）多達百分之五十，而脂肪僅及其五分之一（野兔的脂肪更少）且肉味若雞肉，因此兔肉一度是經濟實惠的「熱門」肉食，今日內地且有稱之為「美容肉」，可見兔肉之受歡迎。

兔「吮毫而懷子」之說雖然無稽，然而「兔毫」於我國真的大有用處，以兔毛是製毛筆（又稱「毛穎」及「管城子」）的主要材料之一（另外為羊毛及狼毛）。有點不可思議的是，製毛筆的兔毛稱「紫毫」，比羊毫和狼毫都硬，其硬的程度，可於白居易稱其「尖如錐兮利如刀」見之；至於取兔毛為筆，似始於蒙恬，韓愈有〈毛穎傳〉，寫的便是蒙恬發現兔毛可製成優質毛筆的故事。不但如此，在刈草刀（遑論剷草機）發明前，兔（和羊）還是「平整」草地的「免費勞工」（牠們的糞便更是最佳肥田料），經濟效益及實用價值這樣高，古羅馬人早成飼養家兔專家……。

兔年說兔．四之三

【轉載自信報林行止專欄】